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分析思考

本文旨在对当前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的现状、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重构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解决思路.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主体选择与相应的制度安排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主流思路实质上是一种“外部人”模式 ,它忽视了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 ,与“外部人”相比较 ,职工更有积极性和信息优势去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为了充分发挥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上的作用 ,应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持股这一制度安排     

内部人控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当前,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看法是认为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不但没有实现改革者的预期目标——实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损害了国有出资者的权益。但是,如果依据青木昌彦(“内部人控制”一词的发明者)的定义,我认为,“内部人控制”是必然的,如果把内部人控制分为均衡的内部人控制与非均衡的内部人控制,那么,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是非均衡的内部人控制。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不是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为什么会非均衡化,而是这种非均衡现象为什么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之后,我会相应地提出有关的对策来突破当前国有企业的非均衡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长期化、广泛化。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及其治理

由两权分离所引发的“内部人控制”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本文分析了“内部人控制”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对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来治理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企振兴与监督激励机制的耦合

本文提出了“内部人控制”具有正负效应双重性的观点，论证了激励、监督尤其是两者的机制耦合对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振兴国企的重要性，探讨了国有企业激励与监督机制耦合的具体实现途径。     

关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近年来一直成为谈论争执的热点问题之一,无庸置疑,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内部人即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普通职工控制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呈日趋扩展之势。究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理论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现将研究情况概述如下:一、“内部人控制’的成因一种观点认为,造成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所有权约束对     

“内部人控制”与所有者利益关系之我见

“内部人控制”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经济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内部人控制”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内部人掌握的剩余索取权与资本所有权没有统一，内部人通过寻租和侵占资产对所有者构成侵犯，导致企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降低了经济效益。但从国有企业的现状来看，一些“内部人控制”较明显的企业效率并不低，国有资产增值也比一般企业多，这似乎是一个体论。国内理论界对此现象提出了三种观点。本文从博弈论出发，认为“内部人控制”也可导致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并非一个悖论，而是内部人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行为。     

试论近代公司的"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公司两权分离的必然产物,对“内部人”进行控制是保证公司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股东大会、监事会以及董事会则是对“内部人”进行控制的必要手段。但是,公司制度于近代移植到中国后,这些正式的制度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内部人”的控制主要是借助传统手段完成的,究其原因,这是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不兼容带来的必然后果。     

“后行政人控制”与企业治理结构

“后行政人控制”是国有企业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 ,它既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下“行政人控制”,又不同于“内部人控制”。而是指我国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经营者具有“经济人”和“行政人”的双面特性。因此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建构 ,既不能按照内部人控制治理结构进行 ,也不能完全按照正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 ,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有企业“后行政人控制”的基本特征 ,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创新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刍议

目前,国有企业同时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一方面政企不分,政府过度行政干预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部分厂长(经理)对企业拥有高度的控制权,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前者是经营者缺位问题,是计划经济的痼疾;后者是所有者缺位问题,是企业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日益突出,其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解决“内部人控制” 问题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难题。 “内部人控制”这一概念,原来主要被用来研究东欧和苏联一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其含义是指,企业厂长(经理)(通常与职工共谋)获取企业控制权的相当大的部分。“内部人控制”有所谓的“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之分。“法律上”的“内部人控     

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配置与约束机制选择

本文首先从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分析了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发展变化。从古典式企业到现代企业,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因而需要替代性约束机制对经营者进行约束并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分析,由于“所有者缺位”,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控制;放权让利的改革虽然使国有企业获得了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但却导致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依然保持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形成“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从五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与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绩效分析

在国企改革进程中 ,向重点大型企业派驻稽察特派员 ,在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中建立多层次网络状的监督稽察制度 ,以加强和完善对国企人力资本的管理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堵塞侵吞国有资产的歪门 ,防范经理人员行为扭曲 ,是重构、完善国企委托———代理关系中治理监控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如何确保这项改革的顺利、有效、平稳进行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成则有效解决了“内部人控制”失控带来的国资流失、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政企分开 ,否则 ,可…     

委托人与代理人"行政化"对国企领导管理体制的影响研究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典型表现,其主要特征是委托人和代理人都由政府任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趋于成熟的情况下,这种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造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国有企业领导选拔任用机制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失灵,如监督动机的缺乏、监督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等,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产生。为此,如何解决国有企业领导管理体制问题,就成为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理顺产权关系、改进选拔任用方式、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和引入引咎惩罚制度,无疑是深化我国国有企业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与国有资产流失:一个合谋的视角

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自青木昌彦于1994年提出后一直成为国内学术界所讨论的主题,国内的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更多的强调各监管者也是中间代理人,没有积极性来进行有效监管,也就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明显地体现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通过与政府主管官员、董事会成员、审计等第三方机构的合谋来实现自己获取企业资产或增加自己福利的目的.此时的监督低效不是监督主体监督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而是他们主动或被动参与合作的问题.这意味着需要调整设计治理对策的思路.     

国有企业产权运作上的市场劣势及政府行为

国有企业在产权运作上的市场劣势主要表现在:“初始委托人不到位”、“内部人控制”、“高昂的代理费用”等。回顾改革开放20来年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不断调整和运作,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改革的终级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政府要从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退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     

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当前国有企业存在产权界定不清、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财产流失和“内部人控制”、产权改革运行机制非市场化以及当前产权改革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困难等主要问题。关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背景。     

中国企业集团内部人控制产生根源探析

本文先分析了内部人控制的含义,进而探析中国内部人控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1)所有权集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超强控制”下的“超弱控制”;(2)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缺乏;(3)9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控股公司化使内部人控制合法化。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偷懒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及求解

按照“团队生产”理论,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团队成员之一,也存在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和尚”、“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致力于求解“如何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减少国企高管的偷懒行为?”这一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并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一个“最优解”——合理的产权安排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     

论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

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点和亮点,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重大要求。此举由政治、经济双重逻辑使然。前者强调国有企业蕴含着极强的“社会主义”色彩,其是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后者强调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有效解决现代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性弊病,同时提升企业的执行力。这一重大论断的核心要义在于党组织应有效发挥领导作用,使其意图在公司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环节中都得以体现,但又不能代替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因此必须恰当地明确党组织的权责边界。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分别为把关定向、保证落实、统筹协调。实践中,须从强化思想意识、完善组织设置与优化运行机制三个层面,推进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     

经济转轨时期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

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问题,表现在：一是委托代理关系不规范,二是企业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导致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低效益状况。因此必须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制度创新,包括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解决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