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中国文化诗学:传统模式及其当代汇通

传统诗学模式的观念契合与当代文论的现实需求是推动中国文化诗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建构关键在攫取古代文论资源,只有充分挖掘当代文论与传统话语模式的相通契合处,汇通古今,才能真正有效的系统建构中国文化诗学话语体系.     

闻一多与中国古典诗学

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与理论家,其人生理想与文艺观念接受了诸多外来的影响,但在其思想感情和诗歌创作批评实践中,本土的、民族的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创作和理论倡导、对诗艺和诗美的经营与追求,诗歌中的爱国情感和悲悯情怀,都直接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邓小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特色

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论述有所不同,反映了邓小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采取的不同理论风格和不同思维方式,从中可以从本质和特色的高度理解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词尾"自""复"三说--兼奉姚振武先生

中古以降 ,“自”“复”常作词尾。姚振武先生对此提出怀疑。本文对姚文一一作答。并论证了什么是词尾 ,词尾“自”“复”的特点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睟光"名字的考证

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生活在朝鲜十六七世纪即朝鲜朝明宗、仁祖年间.于1588年中进士第,历任修撰、右承旨、大司成、都承旨、工曹判书、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章与诗学文本来看,他是朝鲜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纪念晋生师逝世十五周年

高亨先生一生刻苦治学、勤奋著述，４０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与前儒有所不同的治《易》道路。他坚持“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和“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体现了对传统治《易》观念与实践的突破、创新。他的被广泛推重的训诂学成就，对古筮法之周详而系统的考索，可以说前无古人。他是２０世纪的现代学者，对乾嘉朴学有所继承，也有所超越。     

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对何谓哲学的回答

何谓哲学既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元哲学问题,又是一个哲学研究者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许多哲学家和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哲学定义,但大部分定义并没有准确刻画出哲学的本质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研究方法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推理过程更加复杂,论证结构更加细腻.随着学科门类的日益细化和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哲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性和特殊性的学科.哲学学科的科学性表现为它的研究对象可以千差万别,但研究方法必须科学规范,语言表达必须清楚明晰.哲学学科的特殊性表现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开放性的,一切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将与自然科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回归杂家--就"学报编辑学者化"与杨焕章先生商榷

"学报编辑学者化"在存在着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表述缺陷和思想局限,甚至含有轻蔑编辑之嫌.它不利于引导社会准确地、客观地评定编辑工作的业绩.为了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必要倡导"学者编辑化"的理念,高校学者编辑化正日益成为高校选择学报编辑特别是主编的重要标尺.许多著名学刊的主编及编辑往往是学科发展的旗帜性人物.学报编辑同时具有学术管理的职能、学术研究的职能以及学术服务的职能,要胜任学报编辑工作,除了要强化刊物的质量意识、管理意识、团队意识之外,一定要强化刊物的市场营销意识.编辑成长的根本出路和职业境界在于让编辑回归"杂家",确立以"编绩"为核心理念的学报编辑工作评价体系并出台相关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和确认编辑的价值.     

"哲学的终结"和中国哲学的回应

与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谓“中国无哲学”论以及形形式式的“哲学终结论”相呼应,国内学术界也有种种对“中国哲学”存在意义的怀疑。但是检索20世纪中国真正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在哲学理论和哲学史两方面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实际上已经对那些批评作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它包括作为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作为理论的中国哲学创造。后者主要围绕着重建意义世界这个中心,在形上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和伦理学、道德理论两个层次展开,表现出高度人文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哲学智慧。     

"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兼答俞吾金教授

"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俞吾金教授在其《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本文通过对其相关论述的分析,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且是带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对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随意描绘。本文还对俞吾金在《学术月刊》2006年4月号《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一文中对本文作者提出的质疑作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