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歌》篇目和结构——《九歌十论》之五

<正> 《九歌》称九,而现存《楚辞》之《九歌》却分明十一篇。对于这个矛盾,《楚辞》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例如[汉]王逸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之类玄理搪塞(朱注则存疑); [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文体,“歌名九而篇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数]名之类”,但即如《七发》亦与“七”有关(《文选》李注谓“以七事     

《楚辞》学习札记(二则)

一、“九歌”释九《楚辞·九歌》之“九”字,自东汉王逸以来,皆不得其解。“九歌”名之为“九”,但却包括了“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来许多研究《九歌》的学者,皆料缠在数目字上,不少人削足适履,力求符合“九”篇之数。因而有人以为“国殇”、“礼魂”应与“山鬼”合为一篇(如林云铭:《九歌总论》);有人以为“湘君”、“湘夫人”系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系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关于《九歌》各篇的次序问题

《楚辞·九歌》各篇的次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对于这个排列次序,除《东皇太一》与《礼魂》,外,中间九篇,历来学者多疑之。闻一多《楚辞校补》谓今本《东君》、《云中君》“部居悬绝,无义可寻,其为错简,殆无可疑。余谓古本《东君》次在《云中君》前,《史记·封禅书》、《汉书·郊     

君权阴影下的自然神形象——《楚辞·九歌》神际关系剖视

在《楚辞·九歌》中,除《国殇》、《礼魂》外,其余九篇都是祭祀自然神的作品。在这些神灵中,有活动于同一平面的诸自然神,还有高居于诸神之上的主宰神。各种神灵之间,既有横向的平等交往,又有纵向的上下支配关系。《九歌》中的神际关系不仅是平面式的,而且还是立体层阶型的。认真探讨纵横交错的神际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九歌》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体关系——《楚辞九歌通体系解·事解》之二

自王叔师《章句》以来,至少有两件事,它影响了人们对《楚辞·九歌》十一章进行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认识:一个是封建主义的“风谏”文学思想,专讲寄托;一个形式主义的治学方法,拘牵形式。于是美人香草,仿佛《离骚》,逐神分享,遂成合祀。脔割肢解,不见全牛,持足扪腹,空谈其象。致使称谓之间,彼是莫偶;扑朔迷离,人我两忘!因而使人感到“《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朱熹《楚辞辩证上》)     

《九歌》是严整的一篇诗

《九歌》并非九篇歌曲,而是十一篇。何以为“九”?历来众说纷纭。我认为《九歌》不管是从内容看,还是从形式看。它是严整的一篇诗,和《离骚》、《天问》、《远游》一样。而其中的十一个篇目并非屈原自己所定,而是后人编辑其作品时加的,这十篇可以看为十一段。之所以把它作一篇诗,是因为从开头到结尾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之所以把其中的各个篇目定为段落,是因为每个篇目中的内容或形式对于整篇来说虽是一个     

《九章·悲回风》创作时间之我见

<正> 《悲回风》的创作时间,朱熹断为“临绝之音”。他在其所著《楚辞集注》《九章》前的一段小序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致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己。”又在其《楚辞辩证》中补充说:“屈子初放,犹未尝有奋然自绝之意,故《九歌》、     

《九歌·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

《九歌·东君》所祀之神为日神,自王逸以下无异词。然而,在《九歌》所祀诸神祗中,东君名列第七,失之偏后,颇不合太阳神的尊贵身分。故学者多认为《九歌》诸神次序,今已错乱,非复先秦旧貌,谓“‘东君’(当)在‘云中君’前”(闻一多《楚辞校补》),即次于东皇太一之后,坐第二把交椅。若此,《九歌》祭典,首“上皇”(东皇太一),次太阳神(东皇),似乎各得其所。其实,并不尽然。     

《九歌》应是九篇

《九歌》既为“九”“歌”,何故是十一篇呢?这个问题历来令人感到费解而不易辩清。要搞清这个问题,先得解决“九”的概念及其在《九歌》中的含义。“九”,这是中国古代颇具神秘性的一个数字。清代学者汪中对“九”曾撰写过专文,曰:《释三九》,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九”的性质与功用,特别指出了“九”的特性——具有虚指多数的功能:“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应该肯定,汪中的论述是正确的,他道出了中国古代在数字运用上的习惯及特点。确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论杀人祭神、人神恋爱——九歌十论之七

《楚辞·九歌》描写不描写——进而歌颂不歌颂——“杀人祭神”或“人神恋爱”呢?这要做归类分析。第一类祭祀太阳神及其“升格”的《东君》和《东皇太一》,祭祀轩辕星云雨风雷女神的《云中君》以及借以“招魂、起殇、却敌”的《国殇》,安魂、娱人、乐神的《礼魂》,都肯定不带“人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九歌·河伯》“九河”辨释

《九歌·河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关于“九河”,历来注释大都本之于王注与洪补,罕有异说。 王注:“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洁、钩磐、鬲津也。”(《楚辞章句》) 洪补:“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又云:“九河名见《尔雅》,     

论《九歌》的戏剧性

《楚辞》里的《九歌》是古代楚国祭神的歌曲,经过屈原改写或删订。这是朱熹的说法,似可视为定论。《九歌》有十一篇,为什么称之为“九”呢?郭沫若说“九”“或许是‘纠’的意思”,较近实际。不过对于“纠”字,各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郭释为“缠绵宛转”;马茂元《楚辞选》则认为“是多数的意思”。我觉得“纠”是说明这种歌的性质,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多变化,很复杂;“纠者,合也”,“纠”是“纠纷错杂”,“合”是“合沓”;“歌”自然是“唱”。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很复杂,自然在情调上“缠绵宛转”的也有,激昂慷慨的也有;在分量上可能很长,中间有停歇,分     

《九歌》的情理结构

《九歌》中的娱神情景,颇近希腊酒神节的性质,后者是西方戏剧的摇篮。然而,同样是神话内容和祠神歌舞,《九歌》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叙事诗或戏剧诗,反而发展为抒情诗?其间的原因,现试作一探讨。《九歌》十一首。《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国殇》是对阵亡将士的挽歌,所祭对象与艺术风格,同其余几篇大有差异。故下面的研究,将排除这三篇。我认为:《九歌》之成为抒情诗,乃是它物态化了一个特殊的情理结构(形象思维模式)。构成这情理结构的有四个因素: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从《九歌》与沅湘巫歌的比较看《九歌》的作者和创作年代

<正> 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是从《九歌》与沅湘巫歌间的密切关系来考察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所以得出了《九歌》为屈原所作,作于     

试解《招魂》之谜

一、关于作者的考辨在《楚辞》里,《招魂》是一个难解的谜。首先,《招魂》的作者即有屈原或者宋玉两说。太史公说是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赞》):王逸说是宋玉(《楚辞章句》)。后人或屈或宋,争讼近两千年,尚难遽定。其次,《招魂》系招谁人的魂和生招、死招等问题,说法不一。或云屈原招陷秦的楚怀王之生魂(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或云系屈原自招生魂(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或言宋玉为屈原招致生魂(王逸等);或说宋玉为某一楚王招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卷一);或谓宋玉“模拟巫覡所唱的歌词”而作不一定有招魂的具体对象(陆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