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晚唐五代江南的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浅析儒商文化的时代表征

＂儒＂是以高尚的品格修为,渊博的知识造诣和关爱他人道德指归为标志的,＂商＂却是始终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运用经济原理和竞争手段,谋取最大价值的行为。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商＂对现代商业行为有着更为深刻和重要的时代启示。     

弘扬儒商文化 践行儒商精神——在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上午好!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隆重举行，会议将总结儒商经营成就、弘扬儒商价值文化，规划儒商事业未来，意义甚为重大，影响可期深远。承蒙会议主办方厚爱，邀请我出席这次盛会，并作主题发言，我深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古代江南佳丽的诗性审美精神阐释

江南钟灵秀丽的景色孕育了众多绝色佳人,她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注重外在的美,内心还尽力追求一种精致、诗意的生活。这种诗性的关帮助她们跨越了生活中的坎坷荆棘,在面对人生挫折时犹能以审美的态度释怀。这些女子大都具有超凡的才艺、高洁的气节,以及对待爱情勇往直前的气魄。诗性美使得柔弱女子身上散发出超越卑微出身局限的高贵气质,给她们的人生渲染了传奇的色彩,由此折射了古代江南佳丽特有的诗性审美维度。     

明清书籍艺术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明清书籍艺术作为中国古代书籍设计的一个高峰,是书籍艺术史上一个具有终结意义的时代,其艺术形式蕴含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书籍版面设计中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书籍开本和相关元素体现着艺术设计固有的原则:内在功能和外在形式的有效统一,即传统文化"文质彬彬"的设计原则.在设计美学方面,明清书籍推崇端庄稳重的美学品质,与西方同时期追求装饰之美的书籍艺术相比,显得素朴无华,更显书籍艺术的本色.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历程

只要能够证明主体中有一种同时兼备理性反思与诗性直观的生命机能,就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西方的“灰色理论”自身的“澄明”问题。与西方哲学主要通过概念劳动和逻辑批判不同,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思维机制、以中国诗性文化为历史社会背景、以中国诗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谱系的“诗性人文学术”。其特点是：以感受舍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对江南诗性主体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通过鲜活的汉语、感性的肉身、诗化的行为,把江南精神从幻想与灰色理论中拯救出来的。     

略论明清儒商经营理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由于儒家文化观的改变以及大量书生从商现象的出现,商人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开始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与治生之道相结合,形成了儒商经营理念,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商人中一个特有的群体:儒商。本文回顾了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并对儒商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对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实现今天中国市场营销本土化。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兴起及其现代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自由商人在此时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支自由商人队伍主要由儒商组成，他们以其特有的素质和经商才能作用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今天以新的启示。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试论近代苏商思想与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江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地，这中间，近代苏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则起了极其重要的旗帜作用。近代苏商亦商亦儒，人物众多、群星灿烂，且各具所长，影响深远。他们率先投资近代企业，敢为人先，具有示范效应，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参政议政，争权保商，是学习和实践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他们爱国报国，努力反哺社会，大大提升了近代苏商的境界；他们提倡重视合作，彼此参股，形成了近代苏商的团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铸造了近代苏商之魂。近代苏商的思想与实践无愧为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论明清时期沅水中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江右商人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广泛地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进入沅水流域较早的商帮之一。位于沅水中游地区的湘西自治州境内存在着大量的万寿宫遗址,展现了该地区江右商人的活动印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沅水中游地区是江右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沅水流域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江右商人来此行商,而江右商人在沅水流域的频繁商贸活动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