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苏南模式”之魂

当"苏南模式"在国内享有比较优势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当其比较优势弱化甚至丧失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开始徘徊直至倒退,21世纪"新苏南模式"在更宽广的范围——世界范围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而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视角下的“诺思第二悖论”分析

诺思第二悖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却不多。本文在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构造一系列的前提和假设,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研究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比较制度变迁发生前后的交易费用,最终破解了诺思第二悖论。此外,本文还就学术界对诺思第二悖论的其他解释进行了评述。     

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     

制度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 ,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强调微观的物质技术效率层面。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一国政府作为独立的国际竞争主体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的宏观层次的制度优势是微观层次竞争优势的前提。国际竞争包含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的制度竞争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国际制度竞争在三个维度上进行 ,竞争绩效最终表现为三种制度优势的构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 ,论文最后考察了中国的制度竞争态势     

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

制度变迁的规模就是指变迁制度数量的多少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指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变革 ,小规模制度变迁是某一项制度 ,甚至某制度中的某个环节的变革。由此 ,制度变迁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单项制度变迁、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不同规模的制度变迁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而不同规模的制度需要不同的变迁方式或者组合方式与之配套 ,所以确定制度变迁的规模并根据规模选择适当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式的组合 ,乃是制度安排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制度变迁的规模分析制度变迁规模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从空间来讲…     

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

"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比较分析诺斯的社会变迁理论.这将有利于我们把握以制度主义为核心的动态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有利于我们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种利益关系,避免为完善经济社会制度而迷失社会发展方向,并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解释——以浙江模式为例

从“社会—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概念、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可形成一个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分析框架。文章认为,中心边缘处自由市民群体的形成,是浙江模式起源的成因;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以家为中心的血亲关系是强关系,家以外熟人社会圈中的义务—期望关系则是弱关系,人际关系的强与弱,在地方企业集群形成中,则逆转换为强集群和弱企业。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区域现代化与区域制度变迁

区域现代化研究是我国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研究区域现代化既要借鉴原有现代化理论 ,又必须开拓创新。传统现代化理论侧重于对现代化的总体概括和把握 ,描述性研究多 ,深入到现代化过程内部作机理分析少 ,缺乏科学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为我们研究区域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区域现代化本质上是区域制度变迁的过程 ,正是制度的不断演进 ,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拓宽了空间 ,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 ,必须从构建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入手。     

区域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功能透视——基于"苏南模式"的分析

"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兴衰"是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本文以苏南30年区域制度变迁为经验基础,创建"利益共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政府理性人"为基本前提设定,形成三个层次有机联系与互动的理论体系,以对中国转型时期"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作出新解释.     

不同国家制度变迁路径与方式的比较——以市场取向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为背景

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变迁大多是由人们响应获得机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因而其制度变迁过程是渐进的,而且也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基本相适应。后发国家由于本身条件的制约,其既无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基础,也无有效的制度变迁路径可供依赖,选择渐进与连续性的制度变迁模式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鉴此,制度变迁过程中选取较激进的变迁方式便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种植业结构调整匹配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根据对1997-2006年山东省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情况的测算,并将近年来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与之进行匹配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2003-2005年,生产结构调整的方向与比较优势原则基本一致。总的来说,山东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今后应适当压缩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的种植面积,同时适当扩大豆类、薯类的种植面积,以取得比较综合经济效益。     

悖论的“定义”与“实质”——略谈“矛盾与悖论”百年

笔者读到赵总宽悖论专家的鸿文《从容纳悖论到扬弃悖论》①,认为它在广、深方面都很具权威性。该问题因为太广太深,笔者只借助赵文提供的丰富资料,略谈一些有关的观点和新进展,包括评析一些西方的悖论专家罗素和普利斯特,以就教于各专家和读者。     

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了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激进转型,由此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俄罗斯转型道路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模式逐渐走向分化。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中间扩散型"最终达到"需求诱致型"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模式则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又重新回到"制度供给主导型"。     

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间互动——以中央与浙江为例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级政府间互动的制度变迁模型,以中央政府与浙江政府为例,重点考察了浙江与中央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典型互动事件,包括从以乡镇为主体制到以县为主体制的发展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全面免除学杂费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两种主要的政府间制度互动形式。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产权非国有化、对外开放扩大化和资金市场化是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表现。对外开放度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强,并存在一个"V"型谷式的影响过程;产权非国有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次之,而且随时间推移影响在逐步减弱;资金市场化率的影响最小,但也伴随着微弱的上升趋势。因此,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改善投资软、硬环境,积极加强贸易交流,不但要"走出去",而且要"引进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资金引导和监督,不但要"用"好财政收入,而且要"引"好市场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