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四全盘反传统”辨

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运动。近年来,持这种观点者又有新的发挥:例如说五四运动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第5页,第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一种对待传统的极端主义思潮——全盘反传统主     

儒家家庭主义与日本家族企业

儒家家族主义,崇尚以家庭为本位,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在家庭内就是要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家庭或家族利益。日本的家庭企业,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看是儒家家族主义在企业经营模式上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终身雇佣制”等五个方面。在对它的探讨时,还应注意家庭企业是否存在超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有何影响诸问题。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从日本中国学到中国日本学——读严绍■教授《日本中国学史》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阐发,无论就其深度、广度,还是其历史影响来说,都是令人惊异的。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严绍(汤玉)教授的话来说,“在世界文化史上蔚为壮观”(严绍(汤玉)《我和日本中国学》,见江西人民出版社《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1991年5月第1版。下引此书只注明页数)。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或者一种“对话”,中日两国之间,也许正象所有的“对话者”(interlocutor)之间那样,存在一种文化的“特权关系”。由于这种“特权关系”的存在,正象爱德华·塞伊德(Edward Said)所说,接受者或者被压抑的一方总是没有自己的声音(见其《东方主义》Qrientalism一书),而这被压抑的一方终归要起来反抗压抑     

家训和家书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历来对家文化极其重视,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家风,对内影响着个人的品格,对外影响着社会的组成.而家风,传承于家训里、体现在家书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家训、家书,都是一个成功门第的家风展现. 家训里著名的《朱子家训》,从清朝初年问世以来,被很多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当做是“治家之经”,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作者朱柏庐自己一家的家训,而是被推而广之地奉为中国共同的家文化.     

“三苏”家训研究——以诗文为中心

[提要]中国人重视家训,因为家训是体现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信仰的符号,是家的精神根基,是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家训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甚至国家的兴衰。宋代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其清正廉洁的家风和经世致用的家训培育出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三苏”家训的内容、内涵和特色加以研究,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挖掘出“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以期为中国的童蒙教育改革、为社会风气的引领、为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承找到可资借鉴的途径。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江万氏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族企业在中国再度兴起。总体来说,社会科学家将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来对待。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文化与家族通常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家族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边界由家族成员不断地协商而形成和变化。基于在中国浙江的一家家族企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变迁,一种新型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出现。     

关于“哲学终结”之后的人文精神——对人文精神倡导者思维前提的初步批判

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人文精神”的概念和态度。一种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它把“人文精神”界定为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绝对”；另一种是所谓个体主义的，它强调个体的优先地位，主张普遍的东西只有建立在个体的感性体验之上才是真实的。本文对“人文精神”倡导者们的思维前提的初步批判就是对前一种普遍主义的批判，旨在为个体主义的“人文精神”廓清视域。     

家庭生活美学构想

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是,对家庭生活美学的研究,一时还未被纳入人们的视野.有的研究虽然提及过这一问题,然而要么未展开讨论;要么与社会生活美学混为一谈(尽管家庭生活美学属于社会美的范畴).正如“美学之父”鲍姆嘉通(1714—1762)认为庞大的人类知识体系中没有一门相应学科研究情感是一种遗憾一样,在名目繁多的美学家族中没有家庭生活美学的一席地位,也是一种遗憾.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     

从《傻春》看传统家庭主义的当代解组与伦理转向

电视连续剧《傻春》是中国典型的传统主义家庭伦理生活的当代写照。家庭主义具有强烈的家庭一体感、重视家族嗣繁衍、强调属遵祖训、注重财物公有、重视家庭整体荣誉的特点。然而在当代中国,家庭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矛盾、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矛盾、重男思想与权利平等的矛盾,使这种伦理观在当代面临解组的危险。新型家庭伦理观应坚持亲情与正义相统一原则、尊重每个成员的自由与个性、重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等原则,这种伦理转向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当代宿命。     

中国传统家文化下的财产继承

中国传统家文化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特别注重家庭及家族延续,而家庭财产为完成该使命的物质基础,"共财"是中国古代家庭财产的一项普遍的原则.中国在以伦理代替宗法的漫长传统社会中,家庭财产的继承在家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特色:分家(诸子均分)为财产继承的主要形式;财产继承承载着赡养、抚养及保证家庭门户的延续等功能,严格限制在家庭伦理范围内,防范在无子情况下通过财产继承使家庭和家族财产流失等.     

多元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语境中 ,本着中华文化的究极根性以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主体性 ,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情形。当代中国人或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他们却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在存在论意义上以“中华性”定位 ,中华文化的质素已经与生俱来地流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变异：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与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

本文从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指令的观念冲突的阐述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已发生某种变异，仍然带上中国主流文化的色彩。因而，提出对西方现代主义模仿得越象，越不是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中国的“真正的现代主义”应是扎根在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的。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儒家文化主导下群体本位思想之演绎逻辑——从文化之“围”到制度之“礼”

中国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宗法制度。此种制度决定了个人对家庭和宗族必然会产生强依赖关系。与此相应,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也占据价值的主导和优先地位,而个人则只是其所属群体的依存者或派生物。儒家文化之他“围”与个人之自“围”形成一种合力,固化了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同时,从文化之“围”进到制度之“礼”实现超越和融合,使群体本位思想得以渐进生成。     

西部问题与"东部主义"——一种基于"依附理论"的分析视角

通过对中国西部问题的考察,认为学界和政界在“东部主义”的立场上来“关照”西部问题,其结果是使西部和东部之间置于一种“断裂的亲和”状态。“东部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以空间置换时间的畸形现代化,是一种缺失大国战略的狭隘思维,而在此立场下的西部则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严峻现实,最终会影响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