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给你一把保护伞

最近,市中心新开了一家漂亮的伞店,店主是个年轻姑娘,名叫李艳。这天,来买伞的人很多,李艳忙活了一阵子,等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她看到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仰着头聚精会神地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伞。刚才,李艳还以为是哪个顾客带来的,这时只剩下她一人了,李艳不由问道：“小妹妹,你想买什么呀？”     

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保护伞”的认定探析

＂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得以长期存续和迅速发展,与其背后＂保护伞＂的包庇、纵容不无关系。欲深挖和打掉＂保护伞＂首先就要对其深入研究,准确地认定＂保护伞＂,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并且明确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     

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及防控的文化解析

作为文化发展毒瘤的犯罪亚文化与犯罪之间关系密切.在转型社会中,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文化发展失范,大量犯罪亚文化滋生,对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犯罪亚文化角度分析涉黑犯罪,不能仅停留在对涉黑犯罪原因的简单分析,而应该看到犯罪亚文化对涉黑犯罪主体内在价值侵蚀及其对引起涉黑犯罪发生的内因性性质.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才能有效遏制黑恶势力犯罪蔓延和发展,积极从文化角度构建黑恶势力犯罪预防路径,消除黑恶势力犯罪产生发展的文化根源,即涉黑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预防该类犯罪.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     

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与实行犯之刑事责任问题

黑恶势力犯罪中组织犯的刑事责任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其二,在认定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刑事责任时注意实体与程序法的紧密联系。另外,对于未成年人参加到黑恶势力犯罪中的情况如何定罪和量刑,涉及间接正犯问题。     

黑恶势力"软暴力"之实证分析及规制路径——以2016-2020年1726件涉"软暴力"刑事案件为样本

"软暴力"既与暴力行为具有同质性,又呈现出隐蔽性强、犯罪成本低、法律惩治难、认定标准模糊等特点,已成为黑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针对"软暴力"犯罪惩治过程存在的认定难、界分难、表述难等问题,应结合组织形态、入罪条件、本质特征等,合理界分黑恶势力及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软暴力"行为,并规范黑恶势力案件中"软暴力"的认定标准,在对"软暴力"具体个罪深入剖析的同时,对裁判文书涉"软暴力"实践问题结合三种具体形态加以合理界分,为全面惩治"软暴力"提供扎实的法律依据.     

企业"二元结构"的成因、危害与根治

企业"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企业或单位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制度,从劳动者、劳动岗位、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等,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形成企业"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有用工和劳动制度改革中的歧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流和企业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应从尊重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严格按"劳动法"办事等方面来进行根治.     

论"官本位"意识的根源、危害及治理对策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根源,它的存在和蔓延给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以及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要彻底根除这一历史顽症,惟有思想教育、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加快经济发展,多头联动,综合治理,方能奏效.     

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

本文主要论述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的"不断高涨"论,革命性质上的"不间断革命"论,军事战略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反富农、"肃反"扩大化等方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     

“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签订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所有投资权利的"保护伞条款".这一条款的创设,使得此后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东道国违反与其签订的合同义务为由,通过"保护伞条款"将本属东道国国内管辖的合同争端,上升为东道国需担负国际责任的条约争端.ICSID对两个SGS案及相关系列案件的不同裁决,体现了国际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在确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管辖权中适用的态度一并无统一标准,个案区别对待的原则.因此,对于目前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给予"保护伞条款"以更多关注,以求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三个代表"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了新的概括,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具有深邃而丰富的、系统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列主义建党思想的新发展.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个体的觉醒及其命运--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之比较

本文对慧能的"自性"和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做了一个比较研究,认为慧能和克尔凯郭尔分别通过将"自性"与佛,"主体性"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了个体以终极性的意义.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由此决定了个体在中国和西方的觉醒及其不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