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新见宝卷概述

青海河湟地区和甘肃洮岷地区是新近发现仍存活宝卷活态念卷的地区,这一地区民间宝卷蕴藏丰富。本文简略论述在这两个地区田野调查中新见的宝卷。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 ,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 ,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Monks during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 Special Messengers of Cultural Exchange

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官方往来,民间交流,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终究受制于一定条件,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乃至偏见。唯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部分统治集团,多视佛教为神明,顶礼膜拜。因此,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在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干途径看,从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题材、中古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看,六朝僧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确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论口传文学与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口传文学的文字化使其超越了传承民族文化和生活经验的最初意义,成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建构族群主体、凝聚族群认同和拯救族群文化的重要手段.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广泛运用族群口传文学,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文学的书写内容,形成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审美追求.     

口传文学:作为元叙事的符号权力

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作为符号资本在表征领域里所占据的比重 ,而文学观念是文学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由此出发 ,作者讨论了口传时代的文学权力。本文认为 ,借助于智慧的观念的传布 ,口传诗人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控制了人们的知觉和感觉。因此 ,在早期社会 ,文学权力是一种卡理斯玛权力 ,并具有实践意义。     

传统转向神圣:报恩思想对人间佛教的意义

"报恩"作为佛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就是佛教契入中国社会的方便法门,扩大了佛教在人间的影响。我们通过梳理佛教经典中的报恩思想,从中透视出报恩伦理与中国文化相融摄的因缘所在。人间佛教不仅要适应社会的"人间化"过程,也应提升人生,具有"化人间"的宗教关怀,树立宗教神圣性。而此种神圣性的来源需要借助传统观念,同时又能够运用于现代社会,使得人间佛教的伦理行动"契理契机"。     

论佛教对汉唐以来民间丧葬习俗的影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至唐宋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思想必然影响到当时人们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丧葬习俗也不例外。本文从佛教思想影响下的生死观入手,对汉唐以来佛教因素影响下的民间丧葬习俗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中国民间丧葬习俗中出现众多的佛教因素,绝非偶然,它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论林子爱情诗《给他》的艺术特色

当劳动产生了文学,当文学开始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爱情——这个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发展而演变的永不衰竭的主题,便郑重而严肃、牢固而倔强、热烈而深沉地占据了文学领域。不是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就有毫不掩饰地对真挚爱情讴歌的奔放之声,而后的几千年,反映这象征着美好、幸福、和平、理想的爱情主题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品和它所表现的思想,在人类历史长河的进程中,不断地开拓着新的意境,变换着新的角度,闪烁出夺目的光彩。不必更多地探究爱情的主题为什么会这样经久不衰,除了在文学的王国更适应于爱情的生存与发     

《阿诗玛》异文的叙事者分析

在民间流传的各种《阿诗玛》异文中,利用不同的＂叙事者＂来形成变异。在叙述同一或大致相同的故事时,采用不同的＂叙事者＂来讲故事,从而形成各种异文文本的差异。各个文本中,频繁地使用＂外显的叙述者＂,而＂内隐的叙述者＂基本上没有,这一现象出现的充分地反映出《阿诗玛》的异文文本的口传文学特征。     

民国时期河湟地区服饰的演变与发展

民国以后,河湟地区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体现在当地人民的衣着与服饰习惯上。本文通过对人们服装样式、面料变化特点的阐释,反映了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陇中花儿——陇西山歌中方言土语的情感表达

西北“花儿”按地域可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陇中花儿”三大类。不同于“河湟花儿”、“洮岷花儿”较为热闹固定的民间展演活动，“陇中花儿”现在没有演唱会，“陇中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传唱的人日渐稀少而濒临失传。近几年，在陇西县搜集到的陇西山歌就有两百多首，不但证明了“陇中花儿”大量存在于民间，也以此证明了陇西是“陇中花儿”的重要传唱地。陇西山歌使用当地方言、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了下来。同所有的山歌一样，陇西山歌与陇西方言也是密不可分的。限于篇幅，这篇文章不专门讨论陇西方言，只想以陇西山歌里常见的方言土语为例，分析这些词汇所传达的特殊情感以及民俗生活点滴，至于整体陇西方言背后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则有待于方言学者来考证研究了。     

佛教对中国殡葬文化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佛教经大夏 (阿富汗 )、安息 (伊朗 )，最后传入中国，并迅速在民间兴盛起来，经过从东汉到唐朝四百年的历史，佛教终于成为中国三大教之一。尽管佛教属于外来宗教，但在历史上很快便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殡葬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佛教传入中国前，在传统的殡葬文化中，人们一直信仰的是灵魂不死，关心的是逝者的灵魂，但对逝者生活的世界及灵魂的归宿几…     

“莫道夫妻难成佛”:晚明杭州尼僧袾锦俗文学传记考

袾锦是晚明高僧袾宏在俗之妻,继夫剃度后亦皈依佛门,晚年住持杭州孝义庵。清初至民国出现了多种关于二人的俗文学传记,包括传奇、话本、弹词、宝卷等文体。这些作品赋予了袾锦鲜活的声音,将她与袾宏塑造为超越俗世婚姻的精神伴侣,展现了民间对高僧高尼夫妇修行成佛的想象。考察俗文学对袾锦形象的重塑,可为探讨佛教与婚姻之关系以及宗教文学中性别呈现提供新视角。     

“烈士池”系列故事的象征意义

《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以及以"烈士池"为母题的中国俗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故事不是"穿上了中国道袍的佛教故事",而是佛道斗争延伸到文学领域里的重要表征。"烈士池"系列故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佛教意象,但我们不可孤立地将其抽取出来作为佛教属性的证明。从对这一系列故事的叙事分析可以看出,"烈士池"系列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的出现是道教对佛教在文化领域里的持续性反击。     

农业社会的神圣叙事与宗教祭祀——读曹书杰的《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凌乱不成系统,是神话的历史化导致了神话的衰亡。《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一书和近些年的本土神话个案研究表明,这一套用西方理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稷祀形成演变的梳理,不仅表明神灵的神圣叙事总是伴随着神圣的宗教祭典,而且表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个有别于道教佛教的强大的政治宗教体系和鲜活的民间信仰系统。《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后稷的传说形态、文化形态及其学术层面的演变、发展过程等,第一次做了比较全面、完整的梳理辨析,也是第一次对稷祀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是对后稷起源传说研究的学术大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上的详细资料,为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     

《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

《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李润强变文是敦煌说唱文学，特别是民间说唱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它是在中国原有的叙事诗和民间说唱类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吸收印度佛教讲经形成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说唱文学形式。...     

日本的“隐者文学”

在日语中,“隐者”即在佛教思想“无常观”的影响下,脱离俗世,隐遁山野,修行佛道,从自然山水中寻求情趣生活的人。日本的中世(1192～1603)是一个战乱与天灾迭起的时代,贵族阶级没落了,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在这样不安定的时代,人们只好求安定于宗教,因而隐者辈出。心向空门的人,以及对混乱至极的政治社会感到失望的人,强化了自己的厌世观,便舍弃世俗生活,或云游各地,或住进山野草庵,经营独自的精神生活,追求安宁世界。这些隐者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身居草庵,从事随笔和日记文学创作,故称“隐者文学”或“草庵文学”。其文学基调是佛教的无常…     

佛教譬喻经文学

佛教文学中,用梵文或混合梵文撰写的譬喻经与用巴利文撰写的本生经一样,都属于通俗故事文学。它们不论述“涅槃”、“无我”和“空论”之类形而上学教义,而只是通过故事来宣说“业报”、“轮回”和“戒律”之类通俗教义,主要目的是在民众中激起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从而普及佛教。     

民间立场:黑龙江作家的文化选择

黑龙江作家作品中最宝贵的价值,是极具民间特点的文化底蕴和无处不在的民间情怀。这一点,可以从代表了黑龙江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阿成、迟子建、孙少山等人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保持永远的民间立场,可谓他们的精神之源,立身之本,创作之根。在他们的笔下,"民间"永远呈现着最原初的形态和最本质的意义,文学也因此真正实现了它所应有的最普遍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披文缘情话婉词

“人非太上,未免有情。”。这句话最真实地道出了情感于人的不可取消性。诗发端于民间,它最初的出现就是用以表情:情侣间相随相爱的恋情,先民生之艰难的怨情,弃妇被始乱终弃的恨情,男女间相爱不得相亲的愁情。情构成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发生的原动力。可这种发端于心头、流淌于唇齿、落墨于笔端的自然之情被孔子以删诗之名部分地删掉了,孔子的删诗不惟删掉了诗之篇章,也删掉了诗之本能情感,诗的表情功用被意所替代了,情感中最真挚、最自然的部分:爱恋之情、欢悦之情、愁苦之情无法表之于诗,唯有积压于心灵深处。现实生活里,人面对着春花秋月、行之于他乡异地,回忆起往昔恋情,难免感事伤怀,愁肠百结。生活中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可传统诗却不允许抒写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情感,它要求表现生活的文学要免于有情。这就是传统诗对生活的背离,对人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