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及其何以可可能——关于几个佛学元伦理问题的讨论

本文围绕"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基础伦理学问题,以佛学思想资源,对其内涵进行现代诠释.佛教伦理思想兼容此在的现实生活与彼岸的解脱世界,但必须经过契理契机的现代化重建,才有可能生成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伦理体系,并发挥其化世导俗的作用.     

满铁利用日本佛教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

在满铁侵略中国东北的40年间,"对华布教"已经不再是各宗教派别的个体宗教行为,而是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并纳入政府国策,成为一种政府行为。日俄战后,日本统治者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将宗教渗透到中国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佛教本质上是反战的,在历史上佛教未曾发生过任何宗教战争,也没有"圣战"或"义战"的概念。然而,在二战前后,日本佛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一体同构,也成为满铁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佛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民间话语中的佛教神圣——以河湟口传文学为例

佛教神圣包括虚拟的神明和真实的高僧,河湟口传文学中也对佛教神圣尽力扩布,广为传颂。这些或救危济困,或斩妖除魔,或弘扬佛法,或潜心佛事的神圣,在极力渲染和无限放大的民间话语下,浸透着人们对之的景仰、崇拜之情。在民间化的表述方式上主要采用将真实的佛教人物神格化,将围绕佛教神圣的历史事实传说化,将虚拟的佛教神明世俗化。河湟口传文学在对佛教神圣的解构与建构,重组和重塑中表达着人们对之的民间理解。     

宋代佛道问题的综合考察

宋王朝建立后,为了消除唐藩镇割据的因素,缓和与应付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措施。而专制统一的思想首先要求重整封建伦理,把三纲五常系统化,把忠君爱国提到日程上来,并进而使伦理本体化。处于每况愈下中的宋王朝还需要神灵的支持,使宗教神学为自己的统治以灵光圈的印证和保护。世俗哲学和宗教神学共同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长期以来那种三教鼎立、世俗哲学与宗教神学并存而又对立的局面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面临着各自的艰巨任务。世俗哲学有必要在董仲舒等人对先秦儒学改造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全面改造,使之进一步神学化;宗教神学则务必全面世俗化,以更有效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儒学的宗教神学化和佛教、道教的世俗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融合吸收便构成这一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内容。     

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

弥勒信仰是我国佛教净土信仰中的重要一支,自道安法师至近代的太虚大师等人绵延不断。弥勒信仰与中国佛教中唯识宗、天台宗、律宗、禅宗等宗派都有紧密关系。弥勒信仰以持戒、修善、礼敬弥勒而往生兜率净土及与释迦、弥勒接缘等弥勒下生得度为核心。人间佛教自太虚大师提倡起就与弥勒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关注人生、入世修行和建立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在思想的内在理路上与弥勒信仰深度相关。同时弥勒信仰也是人间佛教的一部分,弥勒“布袋和尚”的形象是人间佛教的一种象征,表达了人间佛教宽容、乐观、亲和的特点。佛教中的弥勒信仰在现实中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

世界大多数宗教都是伦理型的宗教,坚信如果没有伦理因素,不仅宗教生活将会失去精神支持,而且整个宗教信仰乃至人类社会文化(尤指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佛教及某些传统民族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也将失去道德基础.但这一信念在当代和平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境遇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区域战争的新高潮中,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处境.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主调是和谐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强调这个主调,而是在跨国公司意欲控制全球资源的大背景下,对落后国家采取了对立态度,美国理论界抛出"文明冲突"论,对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文化采取了对立态度.如何看待宗教的价值趋向?宗教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这类问题自然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何为“自由”：太虚佛教改革的中国化意涵

本文以近代著名僧人太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佛教改革和社会思想论说为对象，分析太虚是如何从佛教教理出发，因应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并论述佛教同社会思潮以及社会转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本文一方面管窥佛教文明面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适应与转化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呈现一种积极入世的中国佛教面貌，使太虚的理念同韦伯比较宗教社会学中有关大乘佛教的现世心态和生活动力的论述展开隔空对话。最后，本文尝试从“方便”与“究竟”的范畴入手挖掘太虚社会理论的价值，也为佛教中国化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中国古代佛教伦理思想的儒家化转向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逐步融合实现中国化发展至顶峰,而后渐渐衰败.作为独立的文化系统,其思想价值体系必然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存在矛盾冲突.佛教思想家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在不放弃根据的思想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必须附和儒家思想,论证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儒家思想的伦理化特征,使二者伦理思想的共通成为必然,因此佛教伦理积极融会儒家伦理,实现自身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转变,准确地说是儒家化转变.     

以提升精神境界为旨趣的佛教

一、随缘契机不离根本佛教主张契理契机。这里,契理是根本,契机是方便。方便契机其目的是要化俗,而不能本身被俗化,更不能无原则地去媚俗。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一种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佛教的信仰本性而一味随波逐流的俗化倾向。这是特别需要引起佛教界重视的涉及佛教命运的大事。     

中国佛教文化论纲

本文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     

文化困境: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因探察

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方面的原因，指出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神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的形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多元并存、交错对接，使得人们的信仰陷入迷茫甚至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信仰的文化认同、价值选择、人格崇拜几个方面的迷茫     

宗教伦理、宗教组织及世俗化因素--刍议宗教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宗教和宗教伦理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历时性因果分析及共时性功能探讨两种取向,但就其研究进路而言,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韦伯式分析路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简约化缺陷,难以回答宗教伦理何以发挥其共时性功能;何以产生其历时性之结果等操作性问题.对此,如果在韦伯式的分析路径中引入组织运行和世俗化因素等中介变量,可以使得社会学对宗教伦理的分析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近代中国文化的冲突与僭越

1 西方文化努力在理性分析与人 的社会参与之间达到平衡状态,力 图把自然界加入逻辑化和“人化”,长于实验的逆向反求及其证实;而中国文化,却坚持一种道德化的伦理和谐,追求精神界域的“仁”、“善”、“诚”、“孝”的美学意境,尊重时间、经验的恒性及权威。时至近代,中国文化传统仍旧独成格局,隔于世界之外,循着固有的文化根性程式步履艰难地缓慢挪动着。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叩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从此,中国自身发展的线索中断了,契入了外来的因素。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序幕便从这商品、鸦片及火炮(包括不平等条约)三位一体的“洗礼”…     

井上圆了宗教学思想述评

井上圆了（1858—1919）是现代日本著名佛教哲学思想家、教育家。其著作涉及佛教、宗教理论、哲学、教育、伦理等诸多领域。仅就宗教领域而言，作为出身于佛门的思想家，他不仅为恢复、重振佛教上，在重构佛教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建构日本的宗教学和宗教哲学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本文将以圆了的宗教学为重心，描述他的宗教思想全貌，并把他的宗教学纳入明治时期日本宗教学整体之中加以评价，肯定其在日本宗教学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先秦神人一统的宗教观

先秦是中国文明发生、发展及形成第一座文明高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神人一统的宗法性宗教及其思想,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未曾把握、不能支配的幻想的超自然力量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崇拜、巫术和祖先崇拜等。     

角色的二重建构--个人与社会连接点的探讨

在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一书中,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对仪式的分 析;二是对思想分类的关注。迪尔凯姆指出,宗教崇拜其实是社会崇拜,通过把神圣性灌注于社会力量,达到整合社会成员关系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目的。这里的社会力量,指的是宗教组织通过宗教组织的功能,使社会成员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扮演”虔诚的宗教徒角色,进而受宗教(其实是象征和代表社会统治者的利益)的控制。     

论中国民俗佛教

文章认为,中国的民俗佛教是与经典佛教不同的存在形态,后者属雅文化层次,精纯、严格;前者属俗文化层次,散漫、可塑。但从宗教发展规律看,民俗佛教却更多地体现成熟宗教的普遍特点。文章探讨了民俗佛教与经典佛教的异同,民俗佛教的构成特点、宗教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农业社会的神圣叙事与宗教祭祀——读曹书杰的《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凌乱不成系统,是神话的历史化导致了神话的衰亡。《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一书和近些年的本土神话个案研究表明,这一套用西方理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稷祀形成演变的梳理,不仅表明神灵的神圣叙事总是伴随着神圣的宗教祭典,而且表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个有别于道教佛教的强大的政治宗教体系和鲜活的民间信仰系统。《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后稷的传说形态、文化形态及其学术层面的演变、发展过程等,第一次做了比较全面、完整的梳理辨析,也是第一次对稷祀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是对后稷起源传说研究的学术大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上的详细资料,为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