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杀韩非原因浅析——兼与王举忠同志商榷

韩非(前280—前233年)著有“刑名之书”十余万言,后人汇集成《韩非子》一书,是我国先秦思想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韩非被杀的原因,本来史有定论,当今史学各家的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林剑呜著的《秦史稿》、杨宽著的《战国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基本是一致的,即韩非是被李斯等人进谗言害死的。但是近来有几篇文章对上述传统看法提出异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举忠同志写的《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该文提出:“韩非被杀是因为他阻碍秦的统一。”笔者以这为个论点值得商榷,现试从五个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王举忠同志。     

曹魏屯田官隶属大司农说质疑

关于曹魏屯田官的隶属问题,在解放后出版的书刊中,除极少的例外,一般是主张隶属于中央大司农的。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如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王仲荦同志的近著《魏晋南北朝史》等,都是这样主张的。研究曹魏屯田的一些专门论著,在涉及曹魏屯田官隶属问题时,一般也持这种主     

西双版纳傣族古代史研究的可喜进展──读《泐史研究》

西双版纳傣族古代史研究的可喜进展──读《泐史研究》谢本书最近，蒙朱德普选生赠其所著（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虽然我对《泐史》及其相关的问题不甚熟悉；可是，当我阅读《泐史研究》之后，却为该书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吸引，也为作者治学的精神...     

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

司马懿政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后,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政权,后又取而代之,开创了世家大族统治的历史。但旧史对这一事件及其前后史事的记载多所篡改,为后世治史者造成重重困难。故时至今日,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还有不少分歧的看法。如近几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以及李志民、柳春藩《关     

评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

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几乎是同中国的哲学、经学、文学等民族文化的发展,兴衰与共的。源远流长的汉语言文字研究,更是建构我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基石。然而,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史学研究,却历来不为时人注目。其著述寥若晨星,且涉足范围狭窄,往往限于训诂、文字、音韵等方面的单科研究。直至近期以来,方有几部全面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专著面世。继1981年王力所著《中国语言学史》结集出书之后,1985年出版何九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7年又相继出版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和胡奇光著《中国小学史》。这是清理我国语言学遗产、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     

《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

《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南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张笑川博士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2011年8月第2次印刷，全书计30万字。该著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系列丛书（共25种）之一。     

突厥可汗谱系新考

本文在其旧著《突厥史》的基础上，对突厥可汗谱系再做新考证     

日本学者高度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王运熙、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现已出版《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顾易生、蒋凡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著)、《明代文学批评史》(袁震宇、刘明今著)三种,获得海内外学界广泛好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辑的《文学遗产》曾发表专文介绍,并拟继续组织评介文章.去年四月,日本学者釜谷武志氏在《中     

王仲荦教授东京讲学述略

一九八四年五月,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王仲荦先生,应日本东京大学、山口大学、京都大学、九洲大学的邀请,赴日讲学一月,先后在东京大学作了《魏晋封建论》《魏晋文化的玄学与佛教》和《回忆章太炎先生》等的演讲,并对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在访问期间,日本报刊多次报道了先生讲学实况,热情的赞扬先生访日成功。事后,香港报刊系统地报道了仲荦先生在东京大学讲学内容。认为先生     

《剑桥中国秦汉史》指瑕

《剑桥中国秦汉史》是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卷的中译本,参加是书撰写的都是西方著名汉学家。本文在对《剑桥中国秦汉史》深表钦佩的前提下,分四方面指出书中的部分瑕疵:一、个别论点或结语有欠周密或与史实相悖;二、个别地方对史实的描述不准确;三、对史实的描述行文中有前后矛盾之处,而这些矛盾与作者的研究个性的关系并不大;四、对史料的理解和转述间有错谬,形成硬伤,与全书的学术水平不甚相称。全文虽只举出十个例子进行剖析,却涉及秦汉赋税制度、军事制度、职官制度、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问题,目的是为了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读者提供一份参考。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介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介荣新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小甫博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是我国近年来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古代西域地区，是多种语系的民族居住和经行之地，又是东西方几大文明的汇聚...     

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

书法，在史学领域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理解，认为是著史之初的发凡起例、统一用语问题。广义的看法，认为是史家著史之法。它既要回答史家为何写史，也要回答史家如何写史。前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指导思想，即“史意”；后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方法，即“史法”。胡三省为《通鉴》作《音注》，通过《通鉴》行文的具体事例，揭示了《通鉴》书法，对广义理解书法涵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给治史者以良好的启迪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读后感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并不是对《喀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研究》和《西辽史纲》的简单再版合辑,较之前著在史料上的该书更加深入和丰富,方法上的博征中外学人,使原书观点更具说服力,内容更为全面。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陆游《南唐书》的著史理念与文学特色

《南唐书》是陆游存世的唯一一部史学著作，展现了陆游非凡的史学修养，在后世获得了很高评价。从另一角度讲，《南唐书》也属于陆游散文创作的有机组成。其文史兼得的卓越成就，无疑得益于作者身兼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南唐书》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寄寓现实关怀，其著史理念颇具“春秋笔法”。与此相应，《南唐书》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忠奸对立以及历史叙事的细节传神上，对此，前人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述。本文以为，从文史互通的角度探究《南唐书》所蕴含的著史理念及文学特点，所得必多。     

欣喜填补一项空白──《中国面具史》序

本文是全国著名戏剧理论家曲六乙为我院顾朴光教授所著《中国面具史》一书撰写的序言，现征得作者同意，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

全祖望和钱大听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各自所著的万斯同《传》，影响很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祖望所作《万贞文先生传》，对万氏在京修史时间及其修史的佚事，颇有失误。钱大听的《万先生斯同传》，除对万氏半年重复方苞之误外，文中所述万氏主立史表的言论和建文帝自焚的书法问题，其实都是把王鸿绪《史例议》中的现点，误嫁于万斯同。由此可知，治史之难，治史必须慎之又慎。     

傣族历史古籍研究的新硕果──《泐史研究》评介

傣族历史古籍研究的新硕果──《泐史研究》评介吴永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普先生所著《泐史研究》，是我国傣族历史古籍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西双版纳古称“勐泐”，当地傣族自称“傣泐”。１９４７年，李佛一先生首次将傣文历史古籍译成汉文，并...     

《西游记》最终定稿人之我见

文章对《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提出质疑，并依据宋元之际陕西的全真教密史。提出祖本〈西游记(平话)》其实是道教文学奇葩。而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即闫希言师徒，他们应是今本《西游记》的最终定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