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贫士》"阮公见钱入"新解

关于陶渊明名作《咏贫士七首》之五中的"阮公",《陶渊明集》的主要学术注本皆未明为谁,学者论析提出的人选有阮修、阮籍、阮长之等,然皆难成定论.经过仔细辨析论证,可以认为"阮公"应为阮裕;旧解多认为"钱"为馈赠或者贿赂,其实应指俸禄;前人又以该诗中"西关"为老子所出之"关",实为隐逸高蹈之地的代指.由此可以贯通读解全诗.这...     

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正名

"比较"和"对比"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语言学术语,然而在英汉译学著述和翻译教学的科目设置中混淆通用."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和"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中的"比较"与"对比",形式与内涵完全相同,性质和目的也没有区别."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课程设置受到专家的质疑,与其名目不无关系,故建议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目统一术语,确立名称.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功利刑法观的滥觞——边沁刑法思想述评

边沁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哲学基础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刑法是一种必要之恶、惩罚之恶,因此主张将"功利"一词具体化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此功利理论为指导建立刑法理论,提出了刑罚轻重设置的规则,以作为刑罚的合理根据.     

"兴象"释义

"兴象"这一诗学用语,唐人偶一用之,明清两代则使用较为普遍.学界一般认为"兴象"是指诗人之"兴"与客观外物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但细察古人原意,"兴象"之"象",应理解为泛指诗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亦即诗篇、诗句所包含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它包括今之所谓"形象",但是大于"形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兴象"中的"兴",则是指诗歌所传达的兴致、感触、情怀、情趣等.古人用"兴象"称说作品时,其注意点大多不在于"象",而在于"兴",在于诗中是否蕴含"兴"以及"兴"的传达是否自然、悠永.明清时期的论者,认为兴象乃诗之特质所在,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美学要求,而汉魏、盛唐诗乃是兴象高卓的典范.他们所要求的"兴象",其实就是严羽所谓"兴趣".正确理解"兴象"的含意,对于研究古代诗学颇有意义.     

《马氏文通》的“两商之句”

《马氏文通》的"两商之句",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假设复句",有人认为它相当于"选择复句",有人认为它有两种,一种是"选择复句",一种是"假设复句",其实,两商之句与假设复句是大不相同的,与选择复句也有区别。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制度何以变迁——御史“关白”制度与北宋中前期台谏政治的演化逻辑

御史"关白"制度肇始于唐,终结于宋。从成因上看,御史"关白"制度在唐代主要受宰相专权及宦官秉政的影响,宋初以降,君主独裁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以文治国"的理念思维、"务行祖宗之法"的意识形态乃至宋仁宗个人对台谏的倚重使"关白"制度走向终结。"关白"制度为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之"变异",必将在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后退出历史舞台,使御史职能之运作回归常态,此即御史"关白"制度之演化逻辑。藉由暴力潜能、意识形态、知识存量、特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四要素,便可解析其历史动因与演化逻辑。对北宋时期的台谏政治和御史弹劾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解,为当下的制度建构提供镜鉴。     

说“建之以常无有”

<庄子·天下>篇讲"关尹、老聃"之学时,有"建之以常无有"一语,"常无有"之义自来不得确解.本文认为"常无有"本当作"恒无有",并根据楚简中"互"字每可用如"亟"字的现象,推测在<天下>篇较原始的本子中此三字本作"互无有","亙"本应读为"极",但被后人误读为"恒"(已有学者指出,<庄子·天地>篇中就有"未始有极"被误读为"未始有恒"之例).上博简<互先>篇的"亙"字亦应读为"极".此篇首句为"亙(极)先无有","极先"与"太始"、"太初"同意,在篇中还被简称为"极".<天下>篇的"极无有"即是<亙先>篇的"极先无有",与<庄子·天地>所说的"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同意.     

从实体观念到本质--洛克《人类理解论》中的实体学说

从人们形成的实体观念来看,洛克认为它们只是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这些简单观念由可感性质形成,通常指向的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可见的有形实体.洛克的实体可以归为两大类: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但是,他用的实体的含义更主要是人们设想的"支撑",即本质.这些"类本质"在人们心中往往指向"实在的本质",洛克认为是事物的内在组织,但是这些内在组织是不可认识的.实体观念不可能反映实在本质,只是名义的本质.他在言说本质时,认为本质是一种抽象.这种实体观不同于亚理士多德以及经院中的"实在论",却又与之相关,体现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延续了近代科学之路,也给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启示.     

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由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说开去

王久辛以《大地夯歌》为代表的系列长诗创作，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强调史诗的历史承担责任，改写了当下新诗写作读者严重缺席的窘境，提供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新范型。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黄帝崇拜肇始于祖灵崇拜,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为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并引发出先秦诸子的借黄帝立言。尽管诸子笔下的黄帝不尽相同,却有着本质上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成命百物”和“垂衣而治”的圣王,又进一步被尊崇为华夏族的祖先,并由世间走上神坛。黄帝人性和神性的纠葛并不能得出“神话历史化”的结论。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

本文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农、炎帝、少昊、蚩尤、黄帝等传说分别进行对比考证 ,认为 :一、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及其地域 ;二、炎帝与神农系同一氏族 ,即炎帝出自神农氏 ;三、少昊是与炎帝神农氏族不同的另一氏族 ,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少昊氏时代及其地域 ;四、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族的一个分支氏族 ,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 ,正是蚩尤的故地 ;五、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山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及其中心区域。     

先秦至隋朝羌氐两族兴衰罔论——兼论洛阳古代石刻中的羌氐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从先秦到曹魏,羌、氐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曹魏时期民族关系方有较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羌、氐诸族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各政权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攻城掠地的争夺。隋统一后,羌、氐诸族走向了衰亡。洛阳现存石刻中的姓氏资料提供了羌、氐诸族与汉族融合及中原民族构成的历史信息。     

帝、天关系的演变

从异源到合一,是帝、天关系演变的基本线索.帝之原型是商人的祖先帝喾,天之原型是周人的祖先天鼋,二者的演变轨迹相同,都由氏族祖先神变为华夏至上神.帝、天的本质共性是:皆原始父家长权威在神界的延伸和升华,也是远古部族英雄崇拜的投射和提升.周代帝、天融合,但帝、天的融合并非在西周立国之初突然发生,而是自商王朝鼎盛之时小邦周对大国商的文化歆羡和文化认同的历史积淀.     

炎帝和炎帝文化辨析

炎帝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时代的英雄人物的象征和化身,把炎帝说成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具体历史人物,炎帝文明代表了某一地区的文明都是不确切的。炎帝神农氏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敢于开拓、重视创新、重农尊农的精神文化。弘扬作为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文化,有利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葛洪生地葬地新探

葛洪是丹阳句容人,晚年隐居并卒于罗浮山,但葛洪的出生地并非句容,埋葬地也并非罗浮山.葛洪幼年一直和宦游在外的父亲葛悌在一起,所以葛洪很可能出生在葛悌的任职地洛阳或肥乡,而洛阳的可能性最大.至今葛洪的埋葬地共有三种说法.葛洪虽然卒于罗浮山,但罗浮山只留有葛洪的衣冠冢,他没有真正埋在那里.关于杭州西湖葛岭的抱朴子墓旧闻,源自元代诗人吴莱一首诗中的文学虚构.魏晋时期盛行归葬习俗,葛洪卒后归葬到了家乡句容,因此关于葛洪墓在句容的史料记载最为可信.确定葛洪的出生地以及真正埋葬地,对于研究葛洪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     

《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

《道藏》洞真部谱录中现存有《梓潼帝君化书》,《道藏提要》著录此书作于元末有误。该文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梓潼帝君在元仁宗时被敕封为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管文昌府,是宋代以后参加科举的士子顶礼膜拜的主要神,对当时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明清社会风尚、文化转型等的动因及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