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法与权利的人性分析

社会契约论之精神实质在于,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现代法理观念之社会契约,较之以往内涵有很大不同,它不仅适用于宪法,而且适用于部门法体系,以强调法应是代表公共意志这一理念。据此,契约论已具有普遍意义,并可将国际法归于"国际契约"——国家间的契约关系。同时,国家行使刑罚权应以民权为基础,藉以直接维护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     

论行政法治思维

行政法治思维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运用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精神与逻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内涵是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要具有依良法行政理念、权力制约和权利本位思想、民主行政精神、正当程序意识、责任行政观念等思维品性。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治思维行政有助于转变行政方式,有利于提高行政主体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的能力,能保障依法行政的常态化以及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我们应当通过普及行政法律知识,从增强行政法治观念与意识,培植行政法治文化,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来促进行政主体行政法治思维的养成。     

社会和谐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期待——以对行政权力控制模式的考察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控制行政权力的立法控制模式、司法控制模式和行政控制模式在监督行政权力、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有效应对现代化过程中行政权力急剧扩张、行政权力运行失范和公共利益流失的复杂状况。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仅与传统的控制行政权力的司法控制模式不同,而且也与控制行政权力的立法控制模式和行政控制模式相区别。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利益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契约性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究竟属公法契约还是私法契约的争论,根本上源于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本身的界限不清。政府特许经营作为一种借助契约手段实现行政职能的行政行为,首先具有行政性,而它与其他行政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契约性或合同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契约性,是私法契约的内在规定性在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中的具体体现,具体表现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互选性和妥协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缔结过程中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对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契约性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性,并对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更为准确的定性。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和解契约的行政法建构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将行政契约纳入受案范围,但仍为有限的契约形式列举。作为行政契约的独立类型和行政行为的补位,和解契约在行政执法、行政救济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价值和优势以及广泛的适用空间。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良性互惠和平衡为基轴,梳理和解契约的类型体系,明晰其缔结规则对促进依法行政意义重大。行政法上和解契约的适用应当与行政争议的解决相衔接,契入公众参与、意思自治和协商合意,坚守法定自由裁量之限制,当行政行为事实或法律关系不明时强调相互让步,围绕公平正义建构程序性规范。     

行政契约在环境规制领域的展开

在规制革新的浪潮中行政契约作为传统"命令与控制"手段的替代品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行政契约并不仅仅对规制机关与被规制企业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第三人也即公众及其环境权益产生影响,因此,行政契约中公众权利的保护乃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必须杜绝"密室契约"现象,在契约的缔结、履行、评估和司法执行中应当遵循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原则。     

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

行政法中的平等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①,它不仅意味着行政主体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而且还意味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改变行政法现状首先在于确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平等的观念,具体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人格、地位、法律适用以及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的平等,它排斥矫情的“公仆”观念。     

法治之下的和解:我国行政法和解理念的确立及其发展

和解,不仅有利于行政上义务的自觉履行、行政目的之实现以及行政审判缺憾的弥补,而且还可以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信任合作关系的形成。在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进程中确有必要确立和解的理念。而且,行政法应在和解的观念和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扬长避短,在继受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超越,从而成就一种法治之下的和解。     

行政改革的文化视角

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主要由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思想、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观等构成。它的功能在于指导人们的行政行为,不仅具体的行政行为要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而且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一种特定的行政行为,同样也要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为此,需要通过文化创新来推动行政改革,以催动行政主体的成熟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发展。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创造性执行的有效性：县级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的优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新配置,其目标不仅包括政府内部体系的完善,亦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县级政府作为承接审批事项的关键主体,在推动改革落实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在遵循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运用自由裁量权因地制宜选择适配地区发展需求的组织模式、制度与机制。绩效评价是衡量县级政府为应对上级压力与下级诉求创造性执行有效性的关键节点工具。构建以优化观念、完善系统、提升效率、减少支出、增强公信力等维度的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既能够增加行政透明度促使政府规范而合理地行使权力,又能够激发创造性执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非政府组织对学生所行使的管理权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多起涉讼案件判定后确有再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首先,要改变传统行政法理论仅强调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以及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才受行政法调整,而公立高等学校为非政府组织,其对学生的管理权属非典型行政权力的观念;其次,公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为社会行政权,属行政权组成部分,受行政法调整;再次,因公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和被滥用的空间,对学生的切身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将其纳入司法干预的范畴,但应对其权力内容进行科学划分,而非全部均能实施司法干预。     

法治行政语境下法的特征解读

法治行政语境下的法不仅靠"制定",而且靠"养成";不仅因"确认"、"认可"而有效,而且因"确信"而有效;不仅表现为"条文法",而且更加注重"理念法";不仅是"强制规范",也可以是"弱强制规范"和"合意规范";不仅由"代表制定",而且可以"合意形成"和"参与制定";不仅"权力生法",而且"权利生法"。当下行政合法性判断应采用合法、法定、适用法律、法规的复合评价标准体系,并以"违反法律"取代"适用法律、法规"作为行政诉讼判决理由。法的执行方式应涵盖依法、参照、引用、不抵触、援引等多种样态。     

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权力调整

“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权力的获得、保持、增长、削弱和丧失是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忽视了这点,其后果几乎可以肯定就会是丧失现实性和导致失败.”如果一个行政机构没有权力,那么这个机构在行政管理中就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一个行政体系当中的权力失效或部分失效,那么这个行政体系在社会发展中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一个行政体系不仅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那就说明此体系当中的行政权力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其实际效力.所以,行政权力在行政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切行政现象的基础.所有的行政管理活动,无论领导、决策还是实施,都是通过行政权力的运行来实现的.     

浅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一)计划与市场: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计划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从政府管理职能的实施上说,它们又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神秘性.其所以如此,是行政权力与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不会怀疑决策的正确与否,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重点是放在对决策的执行上;而且决策者始终处在监督主体的地位,这就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权力监督决策的执行.     

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理论及其特殊性

当今,如何有效处理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已经引起行政学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层面的普遍关注。基于生态型责任政府的建构理论,对公务员道义责任和岗位责任进行全新定位和思考,将它们纳入一个严谨的契约体系当中,主张通过道德契约、政治契约、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重重规制,实现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的有效整合,最终保证公务员责任的锁定与追究。对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进行概念厘定与解读,强调生态型责任政府中的行政契约是以公务员岗位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与落实为使命;梳理了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的契约外包制、中国公务员聘任制;指出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与新公共管理中的行政契约、中国公务员聘任制中的行政契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它是保证政府生态责任得以落实的最终层面与环节。     

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念的历史建构

社会契约理念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时代社会契约作为一种方法论被一些政治哲学家所运用,但在19世纪前的欧洲,社会契约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事实加以确认的。这种被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事实的社会契约,其理念有其自我生成、演化与嬗变的历史建构过程。大致先后经历了古希腊晚期形成的针对社会个体的“原子契约”理念、中世纪时期形成的针对社会不同主体的“多重契约”理念、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关于政治国家合法性解释的社会契约理念,以及在康德的哲学中关于政治合法性与道德自律性相统一的社会契约理念四个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