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宽容的基本内核

道德宽容是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之一。道德宽容要求道德主体应有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衡量道德态度和行为是否属于道德宽容的重要标准；要求道德主体应当遵循不干涉他人正当自由的原则和尊重犯错误的权利、价值差异性、人格尊严、自由的权利，以实现公正、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这一目标。     

科技进步与人类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实质。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推动其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科技进步是人类实现自由的根本动力。第一,科技的进步史就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第二,现代科技革命,推动了人类自由的空前发展。第三,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推动人类实现最终自由。人类自由程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科技及生产力的推动下实现的,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现代科技革命,推动了人类自由程度的空前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人作为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其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过程性特点 ,二者的互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进步重要阶段 ,它将有力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论自由语境下的宽容

不同语境下的宽容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关于自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中,宽容作为一种个人生活态度和社会实践方式,理应成为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在前现代社会,宽容作为保障自由实现的功能性存在,仅被限定在个体道德领域;资本主义社会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却使不同阶级、种族、集团之间的歧视和不宽容趋向物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宽容被视为一种相互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自由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构建宽容环境、促进自由发展,就需要塑造个人宽容人格,增强社会宽容共识,安排相关规则制度。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先天地具有两种面相。基于人性的限度,属于“应然”范畴的人的绝对自由由于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走向相对自由。基于平等的限度,消极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对于正义、美德、平等等价值的重要性,却局限于平等问题的解决;积极自由主义强调依靠人为努力获得自由,但对自由的强制追求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追求具有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的实质自由。基于宽容的限度,走向普遍主义的单一自由必然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人们的自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宽容为核心的多元自由则认为价值没有中心与等级之分,因为自由是一种宽容的哲学,宽容的目标是共存而非共识。     

宽容

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它赐福于宽容人的人，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我们应该学会对别人表现宽容……”。     

制度的贫乏与革命的反思——兼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的爆发，既是法国人民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结果，又是现行政治制度模式的贫乏造成的；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又是路易十六政府不彻底的改革造成的。而革命后的中央集权（甚至独裁）和绝对平均主义，则是旧制度遗留的产物和对革命的异化。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和对革命的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

对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最活跃、最革命的生产力，是推动道德进步的伟大动力。科技的发展能扩大伦理道德领域，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变革，能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书室、戏曲与渡轮:同盟会在澳门的宣传策略述论

由于澳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同盟会将其作为反清宣传的主阵地之一。同盟会将乐群书室、渡轮作为宣传的主阵地,通过戏曲及教育普及革命思想。由于晚清时期澳门华人读书识字者不多,所以革命者就利用戏剧为媒介来吸引观众,向平民大众宣传革命,传播社会改革的启蒙思想。同盟会革命者成立了"釆南歌"剧社,以改良粤剧、编制各种爱国剧本宣传革命,开始了以戏曲对民间启蒙的创举。早期澳门同盟会是香港分会的支部,不少会员经常往来于港澳两地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宣传也逐步在船上开展,来往港澳两地的旅客便是他们宣传的对象,他们宣传民主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等进步思想,使渡轮成为革命和保皇两种政治思想角力与争取民心的场所。以演剧宣扬革命可以有效地与来自不同阶层的群众接触,是启蒙群众最直接的方法。澳门的同盟会员利用戏剧演出及维新志士现身说法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     

学会宽容

宽容，能化解矛盾；宽容，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宽容，能让我和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更深。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没”和句尾“了”共现的句法条件和语义特征

“没”用作副词表示“未然”，一般不能与表示“已然”的“了”同在一个句子里，但在一些句子里它确实可以和句尾“了”共现。本文分析认为这些句子的谓语动词前都有“再”或隐含了“再”。“再”表示一个动作过去发生过、将来还要发生但是现在未发生，“没＋再”表示一个否定的状态从过去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与当前状态相关，所以可以跟句尾“了”共现。另外，“再”表示动作的重复，所以谓语动词是否能重复决定了这类句子的可接受性。     

江淮方言间接引语标记“说的”向语气词的词汇化

江淮方言中“说的”是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标记相关信息是言者从他人那里道听途说而来。在道听途说来的信息的真值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的特定语境下,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说的”词汇化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句末语气词。从间接引语标记向反预期标记的演变还见于上海话“伊讲”、台湾闽南话“讲”和日语 （tte）。所不同的是,演变出的反预期标记是句末语气词,还是句中语气副词,抑或句末语气助词。这取决于演变前的间接引语标记是前置型还是后置型,是孤立型还是黏着型。江淮方言“说的”的历时演变可以从该方言中“说的（话）”的共时多功能性中窥见一斑。     

大盂鼎铭文“已”字辨析

大盂鼎铭文■字写法比较特殊,学者多主张释为"巳",少数主张释为"也"。释"巳"者一般读为"已",也有读作"祀"的。读作"已"又有看作语气助词和叹词的不同。我们赞成释读作"巳"(已)和认同"已"是叹词的看法,并从文意、字形和语法史等多方面进行了辨析。     

论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通过以《醒世姻缘传》为例探讨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发现：＂个＂可以分为量词＂个＂和非量词＂个＂,除了在个别特殊结构中必须显现外,非量词＂个＂前的＂一＂一般隐省。量词＂个＂前＂一＂的隐现与句法结构有关,＂一个＂或＂一个＋NP＂前没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必须显现;＂一个＂或＂一个＋NP＂前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可以隐省。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念孙“‘惰’、‘循’形近而误”说献疑

王念孙认为典籍中“倚”和“循”常常“形近而误”，并将大量的“倚”校改为“循”。但对典籍中“惰”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倚”几乎都是在表遵循义时被认为由“循”所误，而表其他义时则不被言误，用“形近而误’’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倚”与“循”同有遵循义，不烦校改。     

简论文学意象生成的心理机制

文学意象的生成每一步都不离开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而存在。“象”经“相”而成于情意;“象”与“表象”互相发明跃为“意象”,主要在于情与意的统摄,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意象体现了心理潜在的压抑;“意象”转化为“文学意象”则要求“情绪化捕捉”的能力,象征手法是审查机制的一重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