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红军长征

一、长征是党的左倾负责人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失误的结果“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唤醒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全民族各种形式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然而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政府却推行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国北部半壁江山,日寇气势汹汹,如入无人之境;而整个南中国却激烈进行着上百万军队的大规模内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是一条置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改变,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蒋介石是内战的罪魁祸首,动用大量军队围剿红军,而我党只是被动地进行反“围剿”。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只有转变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适应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潮流。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底在吉水等地的农村调查

一九三○年,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蓬勃向前发展的一年,也是革命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准备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一年。为要深刻了解我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引导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下了许多农村调查著作。笔者现要学习与研究的是,正处于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军“诱敌深入”途中,毛泽东同志在吉水等地所作的《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及《赣西土地分配情形》等几个小型农村调查著作。一二浅见,献与同志们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史。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本文目的在于,同大家一起回顾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策划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就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江西兼任南昌行营主任。三月中旬,蒋介石已纠集了反动     

读《湘灵歌》札记

《湘灵歌》是鲁迅旧诗研究中的难点之一。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写作背景和诗的内容的理解存有分歧。一、关于写作背景对这首诗写作背景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的背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是红军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红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鲁迅身在白区心在苏区”,他“在获悉反‘围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提高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自觉性

<正> (一)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历史中,被称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遵义会议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草地晚餐》试析

《草地晚餐》是红军老战士刘坚写的反映朱总司令长征时期战斗生活的一篇革命回忆录。选自《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决定向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从福建的西部和江西的南部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尽千难万苦,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先后走过十一个省,连续行军两万五千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逆境中选择战略发展机遇的光辉典范

红军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和红军处于中央苏区无法立足、王明左倾严重错误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以及大江大河天险、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为罕见的逆境中。党中央和红军机智而勇敢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目标、“避开强敌、迂回北上”的战略转移路线、以陕北为战略落脚点以及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最佳时机和模式,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军队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论中央苏区的军邮

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作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拥有的政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愈来愈具有了影响地位。1935年8月19日,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走向经典的《惊沙》战争叙事简

西路军大文学叙事始于相关参战人员的个人回忆录,如《星火燎原》（第三辑）所载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及《历史的结论》、秦基伟《苦战临泽》、周纯麟《最后几匹战马》、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等,文字朴实无华,但史料价值极高。1980年代以来,吴贻弓《姐姐》、张勇手《祁连山的回声》、孙清国《红流》、董玲《西风烈》等西路军影视叙事作品相继问世,其主要不足在于以揭秘为讨巧、卖弄、说教、故事老套、语言机械、喻示表浅、效果失真、人物内涵不足、情节节奏缓慢等。2011年,安战军执导的《惊沙》以《苦战临泽》为史料基础,以“最普遍的寓言”方式展开西路军征战叙事。本片人物俊朗,语言深刻简练,动作干净利落,节奏张弛合度,已基本具备战争影视叙事的经典大片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