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浅论

“乡土文学”出现在二十年代,发展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流派。就是在当代,也还有些作家高举“乡土文学”旗帜,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创作出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     

“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

只从题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浅尝辄止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果转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则会发现张爱玲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故事,并在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再生的神话,构成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的作品揭示出,在生存勇气、智慧与创造文明方面,女性高于男人,从而显现出女性的巨大人性之光。突破题材限制,进入故事结构层面对张爱玲的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是打开了其作品的第一层意义。进而突破到故事下的故事,看到那个现象的再生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与制约着张爱玲的叙事活动的,方打开了其作品更深一层的意义。     

20多年来大陆“张爱玲热”的文化剖析

在几次升腾且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中,张爱玲作为文化偶像和性别偶像逐渐被确立起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经由传媒引导和文化市场的介入,逐渐演化为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号。张爱玲成为一种经典,一种时尚。这一文化符号被有效利用,实现了文化和商业的双重价值。张爱玲的原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误读。     

并非“挑战”与“启蒙”——就《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与许子东商榷

许子东以史的眼光综合考察了不同作家、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品。他从作品的情节切入 ,发现了《日出》、《啼笑姻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三部文学史意义大相径庭的作品的相似之处及不同之处 ,从中可看出他不同寻常的才情和学术思路。但有两点仍需商榷。第一 ,张爱玲的创作游离于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外 ,客观效果上的确构成了对四十年代主流文坛的挑战 ,但就此便认为张爱玲在主观上受到了当时主流文学的“刺激”、“干扰”、“挑战” ,将自己置身于与主流文学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 ,并以创作作出回应 ,这一观点是否妥当 ?第二 ,认为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更多一些“五四风采” ,并把忙于谈恋爱的花花公子解读为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者 ,这一观点是否牵强 ?     

20世纪40年代读者接受视域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视点出发 ,从接受史描述、接受学阐释等方面分析了 2 0世纪 4 0年代读者接受视域中的张爱玲 ,并浅析对张爱玲大众接受与专家接受的不平衡现象及原因。     

传统文化解读中的“心得体”现象透视

“心得体”是近年文化解读热中流行的一种新的文体样式，常用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重在个体体验，通俗易懂，它使“精英文化”变成平民易于接受的“草根文化”，大大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的心理距离。这种为普通人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简易方法的“心得体”是一种新的流行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沪港洋场的“病丑狂孽”——张爱玲《传奇》中人物的劣根性

张爱玲的小说,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如“奇花异卉”出现在四十年代的沦陷区——上海文坛。作家以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为读者打开了窥视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塑造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媾合产生的“老中国儿女”     

权力与话语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失语者”的建构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在她的创作思想、作品价值和文章人物特点中,发现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状态可以用“失语者”这一视角来解读。同时,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可以更深层次的探讨张爱玲笔下“失语者”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因此,尝试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度结合,用“失语者”的视域深入探讨张爱玲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塑造原因以及文中形象的文本价值和对现代人生活的启示意义。     

“南玲北梅”探究

“南玲北梅”是指沦陷时期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她们的创作都受到沦陷区言说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梅娘的身世与成长背景是她创作的素材来源 ,其作品表现出激进的女权思想。就文学史意义而言 ,张爱玲的贡献在于对新文学的超越 ,而梅娘的创作则是对新文学传统的承继与丰富。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居室经验”

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具有古旧风韵的“居室经验”,指出其“居室经验”具体体现为败落的家庭生活场景、旧势家族的“礼仪道德”以及冰冷的人情感受,所以,“居室经验”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有意味的部分,也是其民间姿态的一种坚守方式。     

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的人性观念

人性的关注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从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的人性关注主要体现为对于女性问题的独特而深刻的思考.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人们一方面为旧的生活所拘束,另一方面又为新的生活所威慑.新旧生活的双重压力使她们陷入了一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为难处境.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作为人的内涵一点一点地散失.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传奇中的反传奇——论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传奇＂小说和＂流言＂散文成为上海沦陷区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通俗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说到传奇,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她的小说虽然继承了古代传奇志怪小说的写作方式,然而她的作品又不是一般的传奇,特别是从主人公、调子及恋情三方面来感受＂传奇中的反传奇＂。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基于格雷马斯行动元及语义矩阵理论视角下《花凋》的研究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格雷马斯提出了叙事程序、行动元、语义矩阵等理论和概念,成为揭示张爱玲的作品的深层结构一个有效的工具。本文以张爱玲的小说短篇小说《花凋》作为分析的范本,分析《花凋》中四个叙事程序阶段,即产生欲望或愿望阶段、具备实现欲望的能力阶段、实现目标阶段以及得到奖赏阶段。《花凋》中行动元关系表现为:主体(郑川嫦)与客体(章云藩)关系,发送者(郑川嫦的母亲及姐姐)与接收者(郑川嫦)之间的关系,支持者(缺失)与反对者(郑川嫦的父亲母亲以及姐姐们、郑川嫦身体上的病、郑川嫦主观能动性的消失)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花凋》的施动关系结构图。《花凋》的深层结构则表现为生与死的对立,自由与禁锢的对立等。      

张爱玲的互文性研究：以?爱?为主线

文章利用互文性理论从几个角度分析了张爱玲作品的互文性,张爱玲的作品表现了以?爱?为主线的互文性：张爱玲?爱?与胡兰成?今生今世?的互文,?爱?与?金锁记??怨女?的互文,?爱?与张爱玲其他作品的互文性,?爱?是张爱玲的经历、人生观的互文对话,寄托了张爱玲的理想和爱情观,呈现出张爱玲作品的整体结构上的互文性。?爱?与经典传统故事“人面桃花”的互文性,在?爱?的塑造上,体现了张爱玲对“人面桃花”故事的改造才能,是对经典故事改造的一种否定变异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都曾站在市民的立场上真实描绘了市民世界的生活和内心精神,表现了市民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基本特征是精神理想的追求萎缩在社会功利之中,政治意识淡化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同于张爱玲的是,王安忆在描写市民的精神理想萎缩的同时,又在营建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之塔",政治意识淡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了社会背景观照.     

走下神坛的女性自我世界——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冷眼观世的孤高和略带神经质的艺术敏感,因此她能冷静而真实地走进女人生命深处,成为"五四"女性神话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她冷峻地写出了男权社会女人的生存实态,把女人的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向世人挖掘展示这样一群不被主流社会正视满心只想着维护自己身心利益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坚守传统职业的女结婚员们"、"寻找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不停挣扎的英雄"等形象,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不再有神的虚幻光圈.     

始原性创伤的肆意涂抹——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作家自身的始原性创伤体验非常突出,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这种创伤性体验不仅成为其创作的根本冲动,并且对作品产生了倾向性的根本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固恋童年,拒绝现实;二是专注于男女之情的描述,表现爱的始原性创伤。     

心灵世界的探寻——简论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心理叙事艺术

张爱玲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一部遗稿,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篇。作者以心为眼,运用熟练精微的心理叙事艺术,通过平淡、自然的白描手法及以物象折射心象的写法,深入人物隐秘的心灵世界,从而揭示两个女性之间牵扯不清的心路历程和沉重的生存现实,作品因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