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战略规划本质上是"行动过程",它不仅指战略规划的文本,更是指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完整过程。大学战略规划过程其实就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参与规划行动的过程,集体行动成为大学战略规划的内在要求。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是获得行动者(规划相关人)的认知和遵守而实现了其预期效果的状态,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对规划普遍性地认同和遵守的程度。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可以发现,大学战略规划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战略规划的自由行动者缺席和大学战略规划的政治市场失灵,而正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了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问题。对此,需要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和共同作用消解大学战略规划集体行动困境。     

社交媒体在街区集体行动中的共意动员机制分析——以豫西S街道护校微信群为例

共意动员是行动者有意识地建构认同并推动个体为行动参与服务,其酝酿、发展和效果跟信息传播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为共意动员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论文以豫西Y市S街道旨在保护当地中学的微信群为例,采用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微信群的共意动员机制及其线下行动交互作用的过程。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囿于行动主体的有限资源难以实现媒介近用,但微信群中互动仪式的生成和高度同质的个体为行动者的内部动员提供了空间和张力。微信群的共意动员贯穿街区集体行动全过程:行动发生前,人们依照利益勾连、集体记忆和悲情叙事三种逻辑建构认同;行动中,则通过抵制"搭便车"开展二次动员,并运用自我克制、媒介求助、"仪式表演"与线下行动进行交互,从而对集体行动的规模、性质和结果产生影响。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集体行动发生的三种解释路径及其简评

运用比较法,对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社会心理学解释,强调集体心理、怨恨和剥夺感等心理因素;二是社会结构解释,重视阶级结构、社会变迁和国家控制能力等因素;三是理性选择解释,认为行动者的理性判断、制度和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基于需求—动员—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一动员结构一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行动者研究: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一个未来走向

在对待组织结构和行动者的问题上,西方组织理论存在"结构研究模式"和"行动者研究模式"两种近乎对立的研究模式,在个体观、研究重心、组织目标、研究方法、策略主张、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等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观点.对国内近期有关行政组织的期刊论文样本分析显示,目前国内的行政组织研究更多的属于"结构研究模式",而缺乏行动者研究视角,这种缺陷在研究活动中表现为:研究缺乏本土意识、偏离了西方组织研究主流、缺乏对质性研究方法的足够强调、缺乏学术共同体、缺少学术对话、累积和传承.文章认为我国未来的行政组织研究应当更加强调行动者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就中国情境下有价值的组织研究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进而开展关于行政组织的本土化、经验化的研究.     

从意义建构到共识达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解释模型

网络事件的发生与"事件"本身的特征有关,更与行动者对"事件"的选择性建构有关。因此,社会焦点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网络集体行动,只有当某个"事件"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特定意义时才会引发网络集聚,这需要通过意义建构将个体性矛盾转化为社会结构紧张。以此为基础,网民还要对"事件"被赋予的多重意义建构进行理性取舍和融通整合,这需要通过"我们化"来达成网络共识。一旦上述过程得以实现,网络集体行动就开始了。     

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路径研究——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文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研究合作社组织文化的构成维度,探讨其组织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主要受合作社带头人个人价值观与农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遵循"制度创新—统一的价值观—集体行动—文化共识"的文化生成路径,在该文化生成机制中,如何达成集体行动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关键。在组织的初创期,集体行动的达成更多地是依靠合作社带头人人格魅力的动员实现;在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期,建立公平且有效率的正式管理制度,是合作社成员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以Q市水费缴纳行为为例

依据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对Q市一居民小区的水费缴纳行为调查研究表明: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并依赖于组织中公认权威的号召与带领;集体行动困境的最终解决需要领导权威将成员的共同利益转化为一致的利益偏好和行动取向,从而消除成员的"搭便车"心理,采取一致行动.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