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

<正>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学大师,在儒学发展史上,他的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著述,除了《汉书》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外,现在留传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和《董胶西集》二卷。他的新儒学思想基本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与“天人三策”中。“天人三策”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历史上曾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要论证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些简要的考辨,证明它固真是董氏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讨论其他问题。     

《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

西汉武帝初年,举贤良文学,策问诸儒,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东汉时始收入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流传于世。董仲舒三篇对策很可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在唐代颜师古校定《汉书》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天人三策》并非该文章固有之题目,而是《汉书》颜师古注本出现之后,由唐宋学者赋予的特称,此篇名直到南宋时方才广为人知。《天人三策》虽然对后世试策文章影响很大,但就其本身而言,文体性质应属于奏疏一类,而不是专门的考试性文体。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周秦更替,秦短命而亡,其时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感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由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道德不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王权尊崇上由东周的王权旁落到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专制的转化;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由道德之意向究天人之际的天人感应转向。汉初为恢复生产,与民休养生息,而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为主导思潮。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五经成为两汉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价值理想的载体。新莽期间谶纬之学得以流行,统治者把它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白虎观会议,就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原则、伦理纲常的规范、思想行为的准则,都做了规定,使儒学的制度化具有法定的意义。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几种说法虽然时间相差不远,但关系到能否定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的问题。本文对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真伪所在,进行了考辨和分析,同意并证明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之说。在这之前,汉武帝在卫绾等人的协助下,已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作者认为,董仲舒不应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不该戴罪魁的帽子。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对董仲舒的这段倡言,人们历来毁誉不一,分歧很大,尤其近世以来,否定者更居多数。显然,这不单纯是有关对董仲舒的评价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对儒学及以儒学为主干的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何评价的问题。因此,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功过、是非,不可不认真讨论清楚。我认为,要做正确的评价,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独尊儒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对“独尊儒术”的功过必须做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下面就来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评价。     

关于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

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朱熹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宏富,既多精华,也有糟粕。笔者试就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愿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商讨,错误和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一、朱熹之学是先秦儒学之复兴和发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学”。古往今来,解释“儒”和“儒学”的,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给“儒学”下的定义,最能道出儒家思想之中心内容。蒙先生说:“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蒙先生的这个定义,很有来历,决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归纳、提炼,升华而成的。先秦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下面仅就《论语》和《孟子》两书进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中西艺术本体的哲学阐释

今天,学人多用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指示中西哲学文化的差异,似乎并不得要领。汉人董仲舒伸张先秦儒学提倡“天人合一”,西人海德格尔责难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天人相分”（实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离”）。但是,中国的“天”远不是西人的“天”,西方的“人”也不就是中国的“人”,董氏与海氏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说话的,若引为论据,总不免要指鹿为马的。     

试析董仲舒的和谐思想

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和保持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为政治理想,苦苦寻觅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和治国方略,力图找到“致治”和“长治”之途,提出了以“大一统”为前提条件,“以德治天下”为主要体现,以“礼制”为根本保证等内容构成的和谐思想,以期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消除不和谐的风险源,建立稳定、协调、有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谐社会。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