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八二宪法与中国民主建设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成绩斐然。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和保障公民权利是民主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宪法意识的充分发展又是规范公共权力及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条件。八二宪法对公共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八二宪法在这一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公共哲学视阈的公共政策

社会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建立公共秩序需要以公共政策的产生为前提,公共秩序也是公共政策的最终归宿.公共政策既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为构建公共秩序提供了基础,又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为构建公共秩序提供了可能.公共政策通过对社会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公共政策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特有功能,逐渐成为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

自20世纪末期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的需求都不断"膨胀".本文认为其动因在于:教育、信息技术、民主行政的需要,产生了所谓"新公共参与".之后文章分析了新公共参与产生的社会背景;新公共参与与传统的参与理论之差异与共性;为什么公民与政府官员都"不喜欢"公共参与.此外,文章还指出新公共参与主要倡导与强调的是公共参与不仅分享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分担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对于新公共参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

寻求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是现代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从个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公民参与的教育、整合和制约功能。通过在地方事务、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中的公民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本文描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另一个可资借鉴的视域。     

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本文旨在介绍与分析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从中发掘出对中国民主化有所启迪的思想资源。精英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问题 :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 ?意大利的莫斯考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 ,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 ,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尔后达尔、杜鲁门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而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 ,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之类问题。对于世界民主第三波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重点在分析精英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所采取的策略。     

我国少数地方政权权力异化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开始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少数地方政权中衍生出了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权力异化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制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权力腐败的领域.     

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形成了主体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表现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结合等多种形式.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应该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就是说,进一步培养民主政治的主体、综合推进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建设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战略.     

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权利的个体性,主张幸福生活的个人特殊性,反对公共权力对公民美德的建构;民主主义过于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喜,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遏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民主要求,张扬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的下的共和政治观.     

以公民参与为基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的社会条件,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他能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规范着政治制度的价值导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通过融汇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建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政府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水平等途径来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期达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目的。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借鉴

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导致传统形而上学价值观的崩塌,主体哲学的进路已难以满足法律的正当性来源的探求。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回应了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交往权力重塑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引导人们在多元化价值符号中构建出基本价值体系的同一性,由此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和决定论的普遍主义。哈贝马斯以协商性民主理论,将自求于公民自身的合法性根基与宪政法治体制予以结合,由此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同时凭借充分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以期在商谈程序中获得实体价值,在交往互动中达成理性共识,在自下而上的交往之流中影响行政中心,由此为转型时期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借鉴路径。     

深圳基层人大民主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深圳市的基层人大民主,出现了凸现公民参与热情、为广大群众所普遍接受、被公共权力系统所吸纳的新气象。这是我国人大制度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主情事,极大地彰显了我国基层民主的力量。建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基层人大代表自荐“竞选”、媒体“广告参政”、人大代表与网民的电子“博客参政”、人代会闭会期间的询问试验等现象,是这些民主政治参与现象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这些政治参与现象的回放描述和现象发生原因与特点的透视,梳理出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

现代民主的产生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公共生活由此产生。所以,民主的成长,不仅需要制度建构,而且需要公共生活的建构。不同的民主形态形成不同的公共生活,可将其概括为三种:组织化的公共生活、私域性的公共生活和有机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每一次演进,都意味着民主体系的成长。战后,人类民主发展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有机的公共生活。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体现了民主生活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从责任建构民主。     

协商民主的风险及其化解

协商民主的优与劣并举,安全与风险共存.协商民主具有内在风险和潜在风险.内在风险表现为:异化民主的主体、背离民主的内容、伤及民主的价值、破坏民主的程序和扭曲民主的决策;潜在风险表现为强化精英主义民主、变成传统好人政治、导致网络暴民参与、降低政治运转效率和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在中国,要想化解协商民主的风险,就必须加强党时协商民主的领导,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构建选举与协商的双轨民主模式,建立协商民主风险的预誓机制.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巴伯的民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思潮的相继出现,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当代西方国家重新兴起,在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令人瞩目,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巴伯区分了弱势民主和强势民主,批判性地分析了代议制的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并建设性地提出了参与型的强势民主理论,倡导以参与型的强势民主来修正、补充自由主义的弱势民主.     

后自由主义视野中的新共和主义

在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中,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议题占据显著地位,共和主义自由观的重构产生了无支配的自由,而参与民主和审议民主则成为共和主义民主的新范式。然而,它们以及新共和主义本身都属于“后自由主义”的范畴,亦即作为自由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施勒格尔的共和主义思想

在质疑和批判康德共和主义的基础上,施勒格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共和思想.施勒格尔指出,共和主义是社会的一个首要概念,它必然是民主制的,同时也是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混合;政治代表是共和主义必不可缺的元素,共和制与代议制息息相关.施勒格尔共和思想既赞同混合政体,注重公共善,又重视宪法权力,倡导代议制和权力分立,因此可以说它既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回忆,同时又体现出现代共和主义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