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

秦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都城中的礼制建筑也是一样 ,既有对周文化的继承 ,又有自己的创造。秦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到后期特别是建都咸阳后 ,作为供帝王居住的宫殿的地位高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营建于宫殿周围。这种宫殿与宗庙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殷墟王都社会基层组织及性质探讨——以殷墟手工业作坊遗址为例

90年来的考古表明,殷墟是公元前13至11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殷墟内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各族邑聚落成为殷都内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它们以片状集中分布在一起,以道路、河道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居、葬、生产"合一的社会形态。殷墟内这些庞大的手工业集群,分区明确,构成了殷墟作为都城的基础。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可能与后期秦汉时期以政治为中心的都城不同,它应该是以手工业经济为核心的都城,当然也应该兼具政治中心。     

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其文明化进程

国家的出现可以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从国家形态的演进反观文明化的进程,则应是从社会意义、社会层面对文明化进程加以考察的可行路径。循此路径,丰富的考古资料可以说明,我国中原地区经历了从中心聚落形态到邦国形态、从邦国形态到王国形态、从王国形态到帝国形态这样非常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从而使得其文明化的进程也是几个阶段的率先递进,并获得了连续、完善的发展。     

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

楚国都城制度涉及都城选址、都城的发展过程、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等方面.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有助于重新探讨楚国都城制度的相关问题,尤其是楚都寿春城的地理沿革、城区范围和分布中心,以及纪南城的宫殿区的地理位置.楚宫殿区位于城内的东部,楚国都城内部布局是以东部或东北部为重心,与楚简<日书>所反映的建筑住宅的方位吉凶观念大体相合.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儒家思想和谐观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作为伦理意识物化的中国古建筑,从而产生了都城、宫殿建筑王权至上的政治伦理及民居建筑的血亲家族宗法伦理。因儒家伦理和谐观中"礼"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级制度,使中国古建筑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跨越式发展新探

跨越式发展作为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方式既不同于先发国家的渐序式发展,也不同于加速性发展、跳跃式发展;它是以文明形态的转型和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跨形态混合发展.其本质就在于高形态与低形态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既表现在国际层面,又表现在国内层面.它具有双重性、过渡性、赶超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刘志伟历代的都城作为具有特殊意义和范畴的城市，是为城市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包括宗教、祭祀等）。作为一种隶属上层建筑领域的狭义的文化，它的繁荣与否往往和国家的稳定、发达、经济基础的丰厚程度直接相维...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

宗庙作为祖先崇拜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种族兴盛与存亡的象征,是资格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血缘政治的象征。宗庙制度在周代被通过"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都有非常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同样的策略也被后代的统治者所沿用,把建立宗庙制度作为礼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彰显国家权力的归属。宗庙祭祀内容包括灵位、祖先的神像、坟墓等。而宋以后,皇家制作用于典礼和祭祀的帝王图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定制,主要表现为卷轴绢本的朝服像,不仅历代沿续,视如一朝一代的典章记录,同时亦作为家国大事,变成宗庙制度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帝王图像被与礼制、宗教、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帝王图像的存在是帝王权力世袭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其次,帝王图像作为祭祖活动中的媒介,被通过仪式性表演使得帝王权力获取民众的心理认同。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基于江苏省46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不仅关系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成败,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江苏省46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受失地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物质资本较为薄弱、社会资本尚未充分构建,是导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较差的根本原因。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高低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通过培训获得的技术以及干中学累积的经验,失地农民物质资本与其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由其业缘关系网络、财务支持网络和政府推动网络构成。为提高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的能力,政府应在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资金扶持、住房保障、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和养老服务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扶持。     

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辽代都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京的朝向、上京"城分南北"的原因、中京城的历史功能、辽代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仿效等相关问题上,并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及其争论,有必要综合既有的意见,对各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探讨。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邺城、安阳城及其纠葛

邺城与安阳城是否同为一城的纠葛由来已久。邺城建于春秋 ,作为都城始于曹操 ,后赵等相继以邺城为都 ,公元 5 80年毁于大火。以邺城为都的同时 ,安阳城已经存在 ,位于现安阳城附近。考古发现证明 ,安阳不仅是殷代晚期的都城 ,更是殷代早期都城所在地。安阳与邺城历史上有过互相管辖的历史。安阳城自东汉晚期以来 ,一直存在且位置没有太大变动。安阳城与邺城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两座不同的都城 ,历史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

在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单一选择这种方式养老面临风险。他们要有效选择养老方式主要受制于个人收入与健康状况、子女婚后居住方式、子女实际提供的养老照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从居住方式、供养主体、居住独立性、养老服务使用等方面预测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的趋势。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

明代的天津是一个军事城市 ,军队移民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 ,同时 ,由于天津经济地理位置之优越 ,非军队移民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明代的天津人口 ,特别是军队人口 ,由于广泛地、大量地参与各项经济活动 ,使他们的军人身份在发生变化。天津人口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强 ,促使天津逐渐从一个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自唐以后如何沿滇西北民族迁徙走廊迁移到怒江地区并演变为两个民族共同体,其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何,则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文献史料入手,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首次考证了两个民族同源而异流的原因,并梳理了其流变的线索。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