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舆情疏导与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舆情疏导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有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舆情疏导的重心在社会基层,通过扎扎实实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满足居民群众的各种生活需求,在妥善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过程中,让居民群众心情舒畅,将不和谐舆情化解在社会基层。     

析社区党组织的舆情疏导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的核心力量。龙头、示范、导向和协调作用是社区党组织舆情疏导的主要方式。社区党组织舆情疏导的特点为：居民群众的舆情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施中介性社会事项是舆情疏导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整合社区各种力量是舆情疏导的重要保证。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区”危机:合法组织身份的缺失

随着物业小区在城市近郊形成规模化聚集区,城市核心区居民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以"居委会辖区"为基础、脱离业主/居民最大房产利益,将物业小区排斥在外的街居制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性质。社区建设最大的困境在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物业小区没有被纳入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处于一种事实上被"弃管"的状态,导致业主维权和社会冲突不断。面对社区类型、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的巨大变迁,基层社会组织应做出相应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社区概念和社区的组织定位,承认居民的私人房产利益,推动以居民诉求为核心的新社区建设运动,重新建构以"居住小区"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     

社区民间组织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

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题中之意和重要内容。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类型多样,组织活动丰富方式灵活,具备服务居民的基础条件,它们还配合居委会进行社区舆情疏导工作。同时,社区民间组织面临着缺乏经费支持、维权功能较弱等问题。今后,需要增加服务类社区民间组织,培育组织的诉求表达功能,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推动社区民间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社区组织建设与社会协调发展--浅论社区组织在基层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社区组织是推进社区社会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社区组织的职能是在与政府、企业、社区其他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由于组织的职能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因此,社区组织面临的社会职能也是可变的,会呈现出不规则的非线性的变化趋势。社区组织通过基层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完善,减少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促进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尤其是居民委员会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和沈阳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比性的两种。通过在两地的随机调查,上海和沈阳的居委会工作都表现出以基层政务为中心的职业化趋势。从这一调研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居委会改革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微妙且重要的联系,能够发现社区建设的实质应该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将是构建党领导和统筹下的"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组织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体)"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从而整合发挥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社会团体网络的资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合力。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居民的权利,也是当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之一。社区自治的组织形式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社区事务决策权、日常管理权、财务自主权、拒绝摊派权和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社区与基层法定社区——关于社区建设之对象实体的思考

本文概述了社区范畴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进而阐明我国城市社区建 设中的“社区”亦或社区建设的对象实体主要是指基层法定社区,它在我国城市现阶段主要 表现为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所构成的社区体系。基层法定社 区是基层社区和法定社区的结合体;基层法定社区在我国城市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具 有独特地位。并且分析了把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纳入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范 围与发展居民自治的关系问题。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在和谐社区建设上,要把扩大社区民主、完善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合力作为根本环节。只有创新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把社区的政治资源加以整合,构建一种高效、民主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才能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为建设和谐社区创造条件。文章提出了在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一个核心、一个大会、三个机构”。这个“议行分设”的新体制,能够更充分、更直接地发挥表达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公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社区自治组织更加健全,自治功能更加完善,必将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社区自治的组织架构及其启动运转

根据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原理,只有在议(决策)、行(执行)、监察三者相对分开、相互制约而又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中,社会组织才能够正常、健康地运转。社区自治的落脚点在基层,其载体是社区居委会。而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城市居民自治的组织,它不宜采取科层制的体制,而必须采取平面化、契约化的非科层制的体制。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层层辖制的体制,而是一种有分有合、分合得当的联盟式的体制。     

谈城市居委会自治的“五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城市居民委员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法制建设的新阶段。居委会是我国政权肌体的细胞,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我们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因此,把居委会建设好,对于团结、动员和带领广大居民,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城市社区传播系统与居民归属感的营造——以江西南昌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心逐渐由"单位"转为"社区",社区成为城市的基层社会管理单元和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当前,城市社区居民异质性较强,相互联系松散,彼此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传播已成为建立、健全高效和互信社区传播系统的有力推手。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社区居民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有了认同、信任和不舍才会产生社区归属感。在社区组织传播中要积极培育、引导和规范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行为。同时,建立相应的传播规范,完善个人意见表达的组织传播途径。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