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人行为模式:在消极中立与积极干预之间

调解人中立不是任由当事人自由角力的消极中立,调解人干预也不是剥夺当事人自治的积极干预.调解人恰切的行为模式应当处于消极中立与积极干预之间.一方面,调解人的价值观可以适当渗透于调解过程,帮助当事人达成互利共赢的和解方案;另一方面,调解人的力量可以适度介入调解过程,平衡当事人间的力量关系.但不论是价值观渗透还是力量介入,都会将调解人置于偏离中立的伦理困境,而缓解这一困境的策略则要在实践知识中探寻.     

正当优先于善——关于正当性与善的伦理学分析

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和善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价值存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追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之间存在着歧义性,人的两种行为并非总是契合的统一。我们所讨论的正当优先于善即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分配正义原则变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念和现实利益选择的规范。当然,正当的优先性并非把正当与善相对立,不是把正当视为独立、外在于善的存在,只是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中,强调正当的先在性,因为正当与善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善观念必须服从正当性的规定。只有符合德性的正当行为才是善的行为,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需要真正统一起来。     

“善”的研究简述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对“善”的概念界定、对“至善”的追求的诸种思想对我们当今辨别善恶、评价善恶意义重大。善恶观念是历史的发展的,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才具有善的价值或意义,而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阻碍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行为是在道德上应予否定的恶行。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善德文化的缘起、内涵和价值

尧舜时代的善卷,处在澧县城头山城市文明开始走向衰微的石家河文化时期.作为苗族部落首领的善卷,为实现由尚武向尚文的德治转化,选择枉山作为实现自己躬耕扬德理想的实践基地,开创了积极向上的德治隐逸文化、合乎实际的德育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使善德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通过道德实践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成为孔孟之后至今一直在研究的道德主题。而王阳明在其道德自觉理论中提出了人“无善无恶”的本性,并强调这是人类将自身道德境界提升到“至善”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阳明道德自觉论的核心思想。在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展现了重要的现代价值。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至善的文化幽怀——《野草》伦理精神价值探析

散文诗《野草》灌注了鲁迅全部的哲学爱憎,也是鲁迅全部人格的隐喻映现。如若以伦理学为观照视窗,则可以发现,散文诗《野草》以深晦幽隐的风质内在地体现了鲁迅崇高的伦理真怀,鲁迅在《野草》中积极地表达了其"正当"的"必要恶"情怀,也隐伏地揭摅了他伟岸、全善的道德人格光辉,此外,在大面积沉郁风格的文字背后鲁迅在《野草》中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按摩"与休憩,其中便有他"内曜"终极幸福的亮色闪光,《野草》为卓杰的伟人之所以世纪伟大的至善人格提供了一份伦理精神价值上客观不偏的文本化诗意确证。     

善卷善德文化的现代价值论

作为道德人物的善卷,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先秦诸子的话题中的,庄子称其为千古隐士的楷模.秦汉以后人们进一步丰富了善卷作为隐士的形象,并强化了他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一面,善德文化得以形成与发扬.善德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楚文化和后起的湖湘文化相融会,并成为其中最耀眼的文化因子之一.在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善德文化中的创业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以及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值得弘扬.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中求真与尚善的内涵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充分履行自身责任、履行崇高使命就要求真尚善，厚德载物担大道义，文以载道倡主旋律。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处理好“为谁求真” “用什么求真” “怎样求真”的问题，坚持和追求真理，又要有“忧患意识” “开放心态”和“有为情怀”，努力尚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论中国古代人性论争的症结所在

人性善恶,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古人先后提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等不同主张。对人性的认识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后天的染性与先天的天性混为一谈,把染性等同于天性;而有人又把天性与染性截然分开,忽略了天性中的善恶潜质,从而找不到善恶产生的根源。只有把染性与天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起来探讨,才能够对人性的善恶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购物社区价值共创行为与购买意愿———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

购物社区是商家与顾客进行价值共创的重要平台,顾客参与价值共创行为对商家具有重要作用。 为探究价值共创行为如何影响购买意愿,基于 361 份购物网站用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 分析方法探讨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感知价值在价值共创行为与购买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价值共创行为,包括知识贡献行为与顾客公民行为,对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感知价值在知识贡献行为、顾客公民行为影响购买意愿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在线零售商家提出建议。     

论价值的分类体系

价值展开分类的理论前提 ,是价值的授受关系说。价值展开分类的方法论前提 ,是要素分析的分类。通过要素分析的分类 ,可以得到价值的六个要素类型 :价体型价值、受体型价值、内容型价值、形态型价值、意识型价值、品质型价值。以这六个要素类型为分类的第一层次 ,分别统率各亚层次的分类类别 ,共同构成以“价值”概念为统一集结体的价值的分类体系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的价值取向——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为视角

非强制行政行为顺应了服务行政的需要,完善了我国行政管理的方式,具体实现着官民和谐以及保护相对人权利的目标。2005年以来,泉州市和吉林市等地相继开展了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的实践,为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非强制行政权力的随意和滥用,拓展行政实践的疆域,更好地维护相对人权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这一理论的重要实践价值。     

试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摩尔认为,“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孤立性质或单纯概念,“善的”或“善性质”是自明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从而摩尔把“善”摆在了他的伦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这使他的伦理学体系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性。在这里,摩尔第一次把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了伦理学,开了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之先河,对以后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论土家族人的善恶观念——土家族史诗《摆手歌》研究的伦理视角

《摆手歌》认为,人性的道德本质不能用简单的善或者恶来加以概括,人性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从善到恶,再到兼有善恶、时善时恶的过程。其人性善恶的呈现则与人所受到的环境刺激因素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