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大家从各自学科理论思路和概念框架出发，作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00年生态科学家提出了“人类纪”，马克思主义环境学家提出了“资本纪”，后现代女权主义学者则发展出“克苏鲁纪”（Chthulucene）。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成为人类学对这场危机的有力回应。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型的并行，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崭新的“合作”概念。它以自己鲜明的学科特色再现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跨界共生的状态，具有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和开放与希望并举三个显著的特征，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学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前沿。     

略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以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发展生态人类学既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按一定的路径发展我国的生态人类学。     

拟人化思维：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

生态伦理学是人们把原本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推而广之,研究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时,创建出的伦理学分支学科。然而,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学,所考察的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与作为自身“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由于把自然界视为人或人的“无机身体”毕竟只是一个比喻或拟人化,因此,整个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拟人化思维。     

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重构与主体整合——基于波兰尼生态政治的反思

生态乡村建设存在着“国家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理论取向。三种取向在指引生态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存在着用“碎片化”思路理解系统性问题的不足。波兰尼的生态政治思想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系统角度出发理解生态问题,强调国家与社会对市场的规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下生态问题发生的新视角。因而基于生态乡村建设的特点,目前在生态乡村建设中我们应注意国家、社会与市场的结构性平衡,以国家规制、市场推动和社会本位重构生态乡村建设理论视野,整合生态乡村建设主体。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生态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的斯图尔德(Ju lian Steward)是该门学科的创建者。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历经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生态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将生态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不但极大地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论以人为本和谐生态观的科学性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一是要求在人类社会领域“以人为本”,二是要求在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时以“人-自然”整体为本。在社会领域以人为本,既是不证自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的继承与发扬。在自然界以“人-自然”整体为本,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的需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而且是人类文明健康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
上局部地区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不以人为本人类文明会退化,不注意保护环境也会使人类社会退化。     

论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从生物学引入到文化人类学中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导致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偏差,甚至延伸出不同的分支学科,本文通过文化适应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特殊进化与文化适应度的关系,建立起了民族文化与生境适应的“文化适应”体系,提出了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的本质区别。     

论大众传播语境中的生态文艺

21世纪,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正在将人类社会导向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大众传播语境中发端于文艺审美与生态文化建构相互诉求关系的生态文艺为研究对象,从主题深化、形式创新及受众接受等三个层面探查生态文化大众传播"议程设置"下生态文艺的历史发展轨迹.     

略论现代文明与生态合理发展的社会价值观

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大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出现全球化生态危机。对此,人类需要一种真正的生存智慧,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重新架构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和建构原理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从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的转变,建立全新的生态化生产关系和体制,以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20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从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社会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纯粹的人类社会,它纯粹由人与人关系组成,在本质规定性上与自然世界无涉。现代性社会这种与自然世界分裂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把反自然、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作为自身追求的终极目的。生态危机的发生正是人类社会本身所蕴涵的这种反自然的逻辑后果。欲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改造人类社会,并由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社会。生态社会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本质统一,是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由于生态社会本身将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内在目的,保护自然环境就成为生态社会不得不承担的道义。     

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     

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

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内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了新的生态政治观点:生态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生态文明化。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观。生态政治的现实基础是生态经济,其主要内容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经济学强调生态规律约束条件下,对私有产权的超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践行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包含着基础理论、现实需求、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展开论述。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起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和物的关系进入了马克思考察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唯物史观,“实践”这一观点获得了其思想中统领和核心的地位,通过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在处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连接现实的力量。恩格斯则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具体阐释和方法总结为自然辩证法,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具体考察,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生态哲学尤其关注现实社会及其产生的生态危机,强调将剖析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探寻生态危机所产生的表象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伴随着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形成的资本逻辑不断作用于人、社会以及自然界,通过支配和利用不同形式的自然力进而控制和影响自然界。资本首先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并在效用性这一根本原则上对待自然界,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其次资本遵循无限增值的定律,自然界的资源被无限地投入资本生产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后资本对活劳动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矛盾又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实现“生态人”的转变,构建人的新型存在形式,克服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消极影响,通过改变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个人重新回归自身,实现自由发展。二是实施生态文明新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与法规,将会切实有效地改善当前的生态危机。三是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发展,面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需要各国各地区认清事实,通力合作。     

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探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西方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探究 ,为当今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环境社会学: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与启示

历史上 ,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研究。 2 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产生了生态哲学与环境社会学。生态哲学指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人类必须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 ,对社会组织方式进行深层的改造。这对社会学提出了挑战 ,但也可以是促使社会学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契机。社会学应克服其早期历史中形成的一些理论设定的限制 ,把握这一契机 ,积极地应对生态哲学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