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尝试提出对策性思路,旨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并把社会和谐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1〕可见,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点,实现     

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以农民主体性文化视角论社会和谐的构建范式

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的利益需要,唯有将其在体制内加以包容才可能实现农村的动态稳定。从结构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系统的转型,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这一利益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民话语权缺失:信息传播维度解析

话语权表达作为一种重要的利益实现途径,正在为大众所认同.然而,农民作为这一场域下的"弱势群体",由于种种历史以及现实的原因,话语权却处于相对缺失状态,这不仅与民主发展的实质相抵触,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政治的权威合法性和稳定.而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信息传播网络的"短路",农民的"话语"无法通过有效的传播路径到达政治决策层,从而也就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满足利益需求.     

农民问题与社会和谐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关键。鉴于在农民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因此,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城市对农民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是构建和谐的当务之急。     

大学生“村官”制度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大学生"村官"制度是新形势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客观要求。大学生"村官"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中,有助于积极应对新形势下农村传统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断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然而,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破解制度困境,既需要明确大学生"村官"在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也需要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长效机制。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把握“四位—体” 构建和谐农村——以河北省顺平县为例

河北省6800万人口中5300万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农村。只有把构建和谐农村作为重要切入点,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建设这一有效栽体,重点把握“富、美、信、法”这“四位一体”,全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奠定和谐社会最坚实的基础。     

农民城乡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相对的稳定性、不彻底性和阶段性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城乡流动的三个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民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农民流动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八个方面的影响。     

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衡量社会和谐的标准主要是五有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公正程度和社会稳定程度。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调整或重塑社会体制。一是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以实现学有所教;二是要推进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以实现劳有所得;三是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实现老有所养;四是要推进基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实现病有所医;五是要推进住房体制改革,以实现住有所居;六是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公正。     

从唐代国家与农民关系探析古代社会的和谐因素

我国古代社会充满着和谐的理念,这些理念既体现在思想家的著书立说中,也体现在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政策中。通过对以唐代为代表的古代国家和农民的研究,可以看出此二者之间既有对立的关系,也有着和谐的因素。在唐代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代表国家制定合理的土地和赋税政策,保障民生和稳定税收,惩治贪官和抑制土地兼并,并在一定程度上救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富则国强",大唐盛世的局面也由此出现。因此,探讨唐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的和谐因素,进而丰富和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制度因素审思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与农民话语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当前,农民非制度参与的激增是其"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制度短缺、制度虚化、制度偏好、制度曲行是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因素.增强农民"话语"表达的政治效能,必须以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再造与重构为前提.     

社会流动与时空延伸 --"浙江村"农民流动的社会时空分析

本文认为 ,“产业——社区型进入”是“浙江村”农民实现社会时空延伸的途径 ,也是“浙江村”农民流动与其他农民流动本质区别之所在。对这类农民流动应给予政府方面的肯定 ,这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     

“和谐”拾旧

何谓“和谐社会”？一位人大代表说得好：“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这用的虽是拆字释义法，却道出了和谐社会的根本。     

从矛盾观点看“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走一条新的和平发展之路。其中,首要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此,应该认识到利益共同点是统一体和谐存在的基础,斗争与合作是社会统一体发展的动力,"和解"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主导方式。     

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之本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城乡差距拉大,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危害性。只有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业发展,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切身利益。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

要实现公平公正地享受利益,就离不开实现利益的本质——权利。权利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本文引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旨在说明所有围绕化解“三农”问题方面的体制创新都必须着眼于更有效地保障农民的权利。把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需要突破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障碍。     

“三农”问题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素质高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农村文化建设薄弱,农民文化生活匮乏,客观上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图书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话语权回归与制度再造——“三农”问题的社会学之解

本文认为分割、剥夺、歧视是“三农”问题的主因,农民话语权缺失和制度缺陷是根源;根本出路在于话语权的回归和制度再造。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农民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