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经·卷耳》重新解读

文章从《诗经.卷耳》的文本入手,一方面以地下考古成果,对《卷耳》所用器物进行考证来推断《卷耳》的创作年代;另一方面考察《卷耳》篇章结构,以及此种篇章结构的主旨。     

日常生活视野下诗歌的生命关怀意蕴探索——以《诗经·卷耳》为例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与反思,源于意识到现代性所引发的人的实存性危机,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突围生命困境的方法,实现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来重读《卷耳》一诗,发现《卷耳》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虽不导向形而上的超验之域,却蕴含着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安顿智慧,彰显出诗歌独特的生命价值。挖掘《卷耳》所具有的生命关怀深度,对于人们反思现代性弊病,寻求生命在日常生活境域中价值意义的解答乃至安顿,通达一种统一的整全性生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耳文化”初探

耳文化是远古特有的文化现象。声音是初期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和生存手段。在原始思维中 ,声音即其所指称的事物 ,初民通过声音会通神灵控制自然。巫祭仪式是初民交流的中介 ,乐舞是仪式的主要内容。仪式的目的是通过乐舞控制神灵 ,结果却是乐舞创造的秩序控制了人类 ,使人类自己秩序化。乐即诗 ,诗是口耳相传的历史。随着巫术文化的逝去 ,耳文化逐渐湮没不闻 ,但其影响仍潜在而深远地存在着。     

用Cornu卷线分析均匀半透明平面上的菲涅耳单缝衍射

运用缩小和旋转Cornu卷线的方法 ,作出了两条新的Cornu卷线 ,以此分析均匀半透明平面上的菲涅耳单缝衍射屏上的相对光强分布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字词考辨

由于对汉字文化的隔膜,加之校录的粗疏,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左景权先生曾评述该卷有七个方面的“可议之处”,指出其“误字满纸,句读不成文理”。在录文的诸多讹误之中,字词的讹误占有很大的部分。笔者尝试对其中一些误录的字词进行考辨。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青铜器断代与《周南·卷耳》篇——《诗经》起源时间新考

本文借鉴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以特定的青铜器器型作为定点标准,考证《诗经》中位列第三的《周南.卷耳》篇形成于殷末一周初时段。这一结果,与近年考古发现及传世文献的记录一道,形成坚实的证据网链,确证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起源时间为殷末-周初时期。     

“名物”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

“名物”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等书,是指上古时代某些特定事类品物的名称。名物词的语义特征包括：一、它与事类相关;二、它表明一种特定的具体事物;三、所指必须具有类属的区别性特征。名物词的范围,不仅有明言其为名物的禽兽、物产、祭器、祭牲、冕服、几席、玉器、卜蓍、车辇、旗物、兵器、甸邑、食物、庙宇等１４类,还有作为变例出现的官爵、乐舞、贡赋、妇功等４类,共１８类     

英汉语“耳”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基于相关语料对英汉语"耳"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的结果表明:"耳"的跨域隐喻映射共性与差异性共存,同大于异。其隐喻映射主要涉及形状、知识/智力、情感/态度、社会/事物关系等方面的经验域;"耳"的隐喻映射同覃修桂的研究中"眼"的映射一样支持Sweetser关于"以身喻心"这一上位隐喻具有跨语言性质的观点,也认同覃教授对Sweetser观点的补充:隐喻映射不但可"以身喻心",从外在经验域朝向内在经验域,也能"以身喻身",从具体的外在经验域映射到其它更抽象的外在经验域。     

《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卷”问题

鉴于"篇""卷"两词首次共出于史志是在<汉志>以及<汉志>对于后代史志的深远影响,通过讨论作为书目著录的计量单位词"篇""卷"在<汉志>中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若干种若干家的书目著录时"篇""卷"同时出现的复杂情况,可以得出对于<汉志>"篇""卷"问题的认识,并对学术界的相应观点作出商榷.     

《诗经·周南·卷耳》中"我"的指称与主题新解

本文把<卷耳>放在<周南>所有十一篇作品的总体特点上分析,从语言形式、诗篇结构、写作手法等角度说明诗中"我"指称为男子,在此基础上,对<卷耳>主题给予新的解读,得出和传统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审美经验.     

“殷商”辨名

"殷商文化"是我们上古文明之一,它的国家性质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关于"殷商"的正名和族属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我们在对照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先泰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后,认为"殷商"的分称与合称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的,"殷"、"商"所指代的含义是不同的.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纯粹意向性对象”还是“纯粹知觉对象”？——论茵加登与杜夫海纳之争

茵加登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对象",杜夫海纳则把审美对象看作是一个"纯粹知觉对象"。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虽然两者都是意象性对象,但是,在对各自意向性对象含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茵加登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和构成者,而杜夫海纳仅仅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而否定其构成。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茵加登更深地受到胡塞尔纯粹理性意识的影响,把意识活动看作是智性活动,因而其所说的纯粹意向性对象就被杜夫海纳看作是智力对象;而杜夫海纳则更深地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修正为纯粹知觉意识,因而其所说的纯粹知觉对象就是一个感性对象。杜夫海纳就是立足于此展开对茵加登的批评的。概而言之,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自律与他律成为"纯粹知觉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对象"的最显著区别。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以“公益”为名再论当事人适格理论

从历史角度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是多数国家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此也投入了巨大热情,但在司法实践方面,却仍困难重重,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与公益诉讼理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应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建立以检察机关和公民为主要原告的公益诉讼模式。     

先秦名实之乱的文化根源

先秦名实之乱的根源在于礼乐文化本身,它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特点已经潜伏了名实分离的可能.礼坏乐崩和名实之乱都是礼乐文化在解体过程中的表现.名与实没有彻底分离,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痼疾.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     

"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楚國“麻邑”考

《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其中"麻邑"的地望,历来有襄城、安阳和麻城三说。文章试图证明清代江永的今麻城说更为符合历史真实,并对古鸠兹国的地望和麻城之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