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是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律师帮助权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不大。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试论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的重要性在于这一制度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客观要求;是防止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由“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转变的必要保证;是律师应当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一些侦查机关对此认识不足,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应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法制理念教育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浅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刑事诉讼,并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但规定过粗,难以操作。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作用。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理性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帮助,受聘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情况。就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整性及其他客观因素,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名存实亡,其辩护地位更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在场讯问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行研究,确保律师辩护的作用。     

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的功能与规则

侦查中存在着关乎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关键阶段,法治国家莫不重视讯问、辨认、搜查、强制采样等关键阶段的律师参与,以保障人权。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还能提高侦查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审判辩护奠定良好基础,避免冤假错案。受传统侦查观念的影响和旧有侦查模式的限制,我国律师不能参与关键阶段,给侦查带来诸多负面功效,更抑制了刑事司法的保护功效,也影响了它的准确性与正当性。因此,值得在我国探索并逐步推行刑事辨认、现场指认、讯问、鉴定等关键阶段中的律师参与。     

单位犯罪诉讼中律师帮助权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由于单位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其参与诉讼以及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与自然人有所不同,因而探讨犯罪嫌疑单位的律师帮助权问题十分必要。由于犯罪嫌疑单位无法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和被采取强制措施,根据单位犯罪的特点,从直接责任人员因单位犯罪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者第一次被讯问之日起,犯罪嫌疑单位应当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基于诉讼过程中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不宜聘请同一辩护律师;犯罪嫌疑单位的非人身性使辩护律师无法向其了解案情,而直接责任人员是最了解案情的当事人,因此犯罪嫌疑单位的辩护律师应当有权会见其同案的直接责任人员。     

主体性回归:刑事被害人的律师帮助权探析

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刑事诉讼主体,应当具备对等的律师帮助权。从立法现状来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主体性缺失的状态,并不享有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具体存在着法律援助的限制、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的不足以及在场权的缺失。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权利,律师帮助权的完善是被害人主体性回归的重要因素。以此为目的,律师帮助权视野下的权利重构需要扩大法律援助权、强化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以及赋予相应的在场权。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义务

在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对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旨在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制度框架;从操作层面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具备了提供侦查协助的现实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积极性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侦查协助范围不明确、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保密义务冲突、缺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补偿和救济几个方面。当前可通过区别案件类型、明确协助范围、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救济与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入手,破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困境。     

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及法律救济

优先购买权所具有的效力内容,直接决定了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救济方式与内容。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救济因债权性优先购买权与物权性优先购买权而有所不同,对于债权性优先购买权的救济不能通过宣告合同无效来实现;对于物权性优先购买权,则可以通过请求宣告合同无效来实现。优先购买权人提出宣告合同无效之诉的同时,应当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优先购买权人与出卖人之间形成以同等价格为内容的买卖关系。从理论上讲,以请求撤销合同代替宣告合同无效更为合适。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

法制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其他制度均需要国家法制加以确立和保障。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但法制建设是基础工程、奠基之作。     

论我国现阶段法制的危机与变革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法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法制面临着新的危机与变革。这种危机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这种危机和变革,影响到中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迎接这种危机与挑战,是每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应当在分析这种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以应对危机对我国法制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制的深入变革,使我国法制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     

论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之函数的政府功能

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重新划分市场和政府边界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种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划分放到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去看,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只是政府功能随经济发展而作出调整的一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中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微观信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多地从微观干预转变到宏观管理,让经济发展本身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去完成。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可以被广大民众共同分享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而将经济转型问题放到经济发展这个更大的背景中去思考,则需要建立一个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以拓展传统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从中国的转型实践来看,中国也只是阶段性地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市场经济建立规则,使政府职能更多地从微观的干预转变到宏观的管理将是未来的方向。     

论行政协助制度

行政协助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此进行统一的规定。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刚刚起步,观点还不够成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此,作者从行政协助的条件、协助的程序、协助的费用、协助的责任及救济的实现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行政协助制度作初步的探讨。     

《管子》社会救助思想论析

社会救助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施政内容.<管子>一书蕴含了丰富而系统的社会救助思想.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书中强调要储粮备荒,加强灾后赈济,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对社会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疾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也高度重视.从<管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主张以实行国家救助为主,并将其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同时,号召邻里、宗族之间互帮互助,扶危济困.<管子>一书的社会救助思想初步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     

城市贫困问题与加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的建议

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工作也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本文首先对现存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改进和加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刍议

本文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 ,结合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具体情况 ,认为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包括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移交犯罪嫌疑人、被判刑人和新形式的刑事司法协助三类 ,并依次提出各自应确定的内容     

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利益协调功能及其实现

根据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利益协调是统一战线存在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对统一战线的协调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用统一战线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和完善统一战线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落实民主参与的权利是实现其利益协调功能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