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话语范式转型和市民文化领导权

近代中国市民文化产生于市民群体的成长发展过程中 ,其背景是 1 9世纪末形成的文化危机。近代市民文化形成的最集中体现是近代话语范式的转变 ,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在近代市民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中 ,市民群体的文化领导权基本确立 ,但同时又有较大的局限性。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们分析近代市民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1900—1937年)

从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联合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建构起一个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近代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但因为资产阶级缺乏社会的文化权威,因此在近代城市社会之中依然离不开城市的文化精英。近代上海的文化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不仅坚守着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积极地过问国家公共事务,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央政府的国策。     

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素 :个人独立性的成长 ;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 ;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 ,宪政国家的成长即无可能     

从近代牛乳广告看中国的现代性——以1927～1937年《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相契合,近代牛乳广告在陈述牛乳性能、促进销售的文字背后,隐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社会文化意蕴。它反映和投射了其时社会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政府的卫生现代化实践、市民的现代健康生活向往,可以说,从多个面相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牛乳广告在反复陈述和传播中,又从相关维度促进了中国现代性因子的成长。     

近代转型时期西欧市民的人格建构

在近代转型时期,西欧市民的人格力量对于欧洲社会发展方向和文化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欧洲近代转型时期市民人格的建设,不仅是近代新经济、新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欧洲社会几千年历史沉淀的人文主义思想、普世的宗教观,为近代理性主义精神提供了浓厚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不；个人独立性的成长；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宪政国家的成长既无可能。     

市民社会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分析

市民社会历经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在洛克与黑格尔那里得到代表性的阐述,由此形成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者所持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观和黑格尔所持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在介绍市民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其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认为它在促进民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应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合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宋代曲子的形成与发展——兼析陆游与唐琬的《钗头凤》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上古至近代的悠久岁月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优越的音乐文化,在渊源流长的中国音乐文化中,宋代的曲子音乐可谓是一颗璀粲的明珠。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适应着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需求,城镇中普遍设立了瓦子勾栏等娱乐性场所,市民音乐迅速发展起来的曲子词至宋代呈     

论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形成的历史逻辑

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是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生长而逐渐生成的。货币不仅消解着特权,也促使着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共谋。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利益取向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翻转为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也使自由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伦理特质的现代特征。     

论中国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里,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     

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摆脱以往的旧观念.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兼容,都是介于个人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纽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和市民社会也有某种天然自洽性,从而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建构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的市民社会,并使之完善.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培养市民社会内部成员的契约精神,注重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全面发展,培养公共精神.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