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

失去的东西方显其价值,这话同样适用于道德。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道德这回事,是在“文革”后期读小学时,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大批孔孟之道,传统美德成了封资修,父亲揭发儿子、妻子告发丈夫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行为。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又经过近二十年拜金主义的解构,数千年积蓄起来的道德资源终于被扫除尽净,我们于是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的时代,一个既没有旧道德又没有新道德,     

中国博士吻瘫美国机场：关乎道德还是礼仪？

《社会观察》编辑来函,要我就“走出国门外的中国人,为何屡遭道德拷问”的问题谈些看法。这回的诱因是“中国博士吻瘫美国机场”事件。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一位留美的蒋博士,在机场安全警卫擅离职守时,钻过警戒线和女友“吻别”,导致机场当即宣布关闭该候机楼,对候机楼里的二三千名旅客重新安检,折腾了六七个小时。蒋博士也面临最高可能被判监禁30天的处罚。     

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使命的铭记——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

首都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门内影壁上,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同门前飘扬的国旗、高悬的国徽相互辉映。据考证,除了在会议报告或讲话中多次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外,毛泽东还经常用“为人民服务”作题词,这是他一生中题词用语最多的一句话。     

公仆溯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各级政府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公仆”。许多政府官员也以“公仆”自诩。     

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吗？

市场经济真正的伦理基础,并不是人们的自利之心,而是互利精神,市场经济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解决利己与利人这对人类社会深层矛盾的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可以做到在互利基础上来进行。     

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仇家，还是血亲？

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是不是一个二元对立？它们是血亲还是仇家？似乎也难一言定夺。显然今天的文化研究对社会学构成了挑战。但挑战并不必然意味着后来居上。事实上，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人就是社会学家，许多社会学家也同样在从事文化研究。但是差别毕竟存在，社会学作为“社会”的话语，必然有它的特定语境或者说本土性。以文化研究为伯明翰的传统，我们发现它对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传统，是多有言所不及的。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学科分野比较模糊的国家，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融合较好。而像美国这样学科分类明晰，文化研究叉大都在人文学科里安营扎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就比较见出分歧来。     

没有快乐的公民，就没有幸福的社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消极和抵触心理。”《小康》杂志这样解读他们前不久刚刚完成的2006年“快乐指数”调查。这项共有两万多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国人目前的“快乐指数”为79．3分，略高于去年的78．1分。同时，互联网已成网民不良情绪的发泄场。（《中国青年报》1月8日）     

中国大学：“精神虚脱”还是“制度虚脱”？

近日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所谈到的有关中国大学精神虚脱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名曾经在复旦任教的教师,我为复旦出现了这样一位睿智的校长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杨——作为一名中国大学的校长——感到无奈。杨的访谈很好地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即“中国大学（目前）是什么样子的”和“中国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从逻辑上看,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者说回避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是（目前）这个样子的”。     

叶扩：强拆面前，官是石民是卵？

黑龙江省东宁县提出三年内拆除县城内剩余的60万平方米平房。此前,拆迁工程引发了拆迁户被打,甚至自焚等诸多冲撞。公检法等部门领导表态称全力支持强迁,县长任侃还告诫“钉子户”：不要以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东方早报》12月17日）     

葛优：做男人得诚

他能演最好的喜剧,也能演最好的悲剧。他演卑微的小人物,也演悲壮的大人物。他是葛优,冯小刚口中“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工二作者,戛纳影帝,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演员并且也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面对高技术的困惑：我是谁？

20世纪90年代先在西方然后在我国曾流行过一部挪威著名作家乔斯坦·贾德的哲理小说《苏非的世界》，被誉为新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书中的主角——一个14岁的少女，在接到一封神秘的来信，其中问道“你是谁”之后，就陷入了对“我是谁”的无穷思考，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50后”父母追问：儿女的心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远？

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曾让多少为人父母者热泪盈眶。朴实真挚的歌词引起无数人的共鸣。遗憾的是,最近一些“80后”非但没有为父母“刷刷筷子”“揉揉肩”,反而在网上成立一个“父母皆祸害”的讨论小组,     

卫生部长高强认为重建低水平医保行不通

《北京日报》报道，3月1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央视3·15晚会联合发布“十大不平等格式条款”，即“霸王条款”。有40多万人参与了网上投票。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烈抨击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     

道德在“左”情感在“右“——谈王小帅电影《左右》

21世纪以来，中国独立电影逐渐形成了它一套特有的语境，以描摹中国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为主，刻画人们在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冲击、无助和人性在此中的扭曲变形。在这样的刻画中，中国形象继“文革”的书写之后再次变异，影片无不笼罩着矛盾、虚假、道德低下，价值观混乱，麻木不堪，贫富失衡，腐败贪婪，底层边缘……随着这类影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追随者众，其也当然地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然而，在肯定这些影片的人文价值之前，需要剖解一下的是，为何在新独立电影中会呈现出这样的“中国形象”？其背后又隐含怎样的“东方主义”？ 以下的一组文章意在思考这些问题。     

家庭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发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纲要》以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体现了江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进一步重申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即“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社会组织“专业化”面临挑战

《新京报》9月27日的文章说，在社会组织大量涌现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一个必须予以格外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服务是否专业、是否职业会直接影响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誉。     

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论设立行刑时效制度的根本，兼与黄伯青商榷

读了《社会观察》2004年第4期刊登的黄伯青撰写的《从“执行迟到”谈我国行刑时效制度》一文(以下简称《黄文》),对其所提出的“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行刑时效制度,不仅有其理论意义,更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的主张,颇为赞同,然而,笔者认为黄文中反驳“不主张在我国设立行刑时效制度”观点的理由,及其所主张的设立我国行刑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并未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及客观性,甚至有误导大众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