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全边略记》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方孔炤及其代表作《全边略记》是一部记述明代边疆和民族史事之著作。该书史料珍稀鲜闻,而将该书所记内容与蒙文史书内容相比较,益显其独具之价值。后人在做相关研究时亦多引用该书,可见该书史料价值之高。     

虽以志怪 却以补史——论《搜神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我国著名的笔记体志怪小说,《搜神记》保存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仅可以作为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注的来源,而且弥补了正史《三国志》记载的不足,也是《晋书》、《宋书》等史书的直接史料来源。因此,《搜神记》是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并深入加以研究的古籍资料。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庄周宋人考辨

司马迁《史记·庄周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刘向《别录》确指:“宋之蒙人也,”开庄周“宋人说”;后出庄周“楚人”、“魏人”、“鲁人”诸说,纷扰至今。对此,实有考辨之必要。 一、宋人确证 刘向距庄周,时不为远,向校书秘阁,所阅史料,后多亡佚,其“宋人说”,定有征可信,今《庄子》所记庄周行踪,可以为证。《列御寇》云: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胡应麟小说史料论发微

胡应麟认识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小说非记事之史学著作,“尽采”以入史并不妥当,但却可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待,适当地采以入史。他的小说编纂工作,就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既看到了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又看到了二者的联系,颇具辩证色彩。任何强调其中之一的做法,都是偏颇片面的。     

优选文献材料与叙事史书增进文采之管见

历史真实与叙事史书文采之间的矛盾,是涉及史书撰写的一大问题.如果史学中人能自觉地去优选"正史"、野史笔记和诗词曲赋三大文献类型中那些"真实"与"文采"融为一体的材料,将它们在史书中用活用好,将会极大地改善和增进史书文采.这对于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