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层级、长期贷款配置与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国企发展金字塔结构的动机,但并未关注这种动机发展的金字塔结构对资源配置及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1-2012年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在中国国有产权无法直接转让的背景下,金字塔层级因放权而减弱了政府控制,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均被削弱。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越多,长期贷款相对越少;这种长期贷款的减少程度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但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却相对越高。这些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和银行监督、企业贷款需求两种竞争性解释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降低长期贷款以及提升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县级国企中,在省级国企中并不明显。本文以中国国有产权下基于放权的金字塔结构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金字塔结构的相关研究,其结论对认识中国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和国企改革有参考价值。     

最终所有权性质、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 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最终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以及外资控股三类,并选取相关变量对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业绩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变量及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度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综合考虑各治理变量并研究其与绩效的关系时,治理机制变量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导致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本质上改变;在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两类上市公司中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治理机制变量.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基于业绩预告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业绩预告的视角,研究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且这一关系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采纳和实施是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影响自愿业绩预告的可能渠道。最后,高管信息技术背景还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及时性和预测精确度,且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是企业的CEO时,对自愿业绩预告可能性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丰富相关文献,并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供经验证据。     

政府控制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绩效敏感度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与管理者薪酬增长

针对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逐渐增长的现象,本文采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这两个外部治理机制变量,检验了管理者权力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行业薪酬基准使用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制定管理者薪酬契约时采用了行业薪酬基准,并由此导致了管理者薪酬的逐渐增长;而且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以及被保护性行业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弱化增强了管理者对于薪酬契约的影响,因此,这些公司的管理者越可能因为公司采用行业薪酬基准而获得薪酬的增长;进一步地研究发现,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为弱化,由此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更可能通过采用行业薪酬基准来谋求薪酬的增长。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支持了管理者权力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行业薪酬基准使用的解释力,而且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增长更快的原因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基于差异产品的外资渗透、私有化程度与社会福利研究

考虑到企业产品差异性、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外国资金的渗透等因素,研究了伯川德竞争情形下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对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首先建立混合双寡头的伯川德竞争模型,得出伯川德均衡解,然后在社会福利最大化下分产品为替代产品和互补产品两种情形分别得出了最优私有化程度的解,进而分析了外资渗透（或国内控股）对私有化程度与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替代性产品的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时,部分私有化企业为纯公共企业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企业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增大最优社会福利;生产互补性产品的企业在价格竞争下,实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并且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降低最佳私有化程度,社会福利最大化下政府要鼓励产品多样化和减少国外资金的渗透。从整个社会和企业角度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策略为最佳策略。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否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这种风险管控作用是否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检验结果发现,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但上市公司的民营性质会弱化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表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果效,而民营企业的内控需要进一步提升以降低其发展风险。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Agency conflict in 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s and performance of affiliated firms in India: Contingent effect of external constraint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versification in Indian business groups creates multiple forms of agency problems and ha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for group-affiliated firms. Departing from prior literature which emphasizes the principal–principal agency conflict in business groups, we argue that business group diversification leads to dual agency problems between controlling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incipal–principal) and shareholders and managers (principal–agent) in affiliated firms. Both these agency problems arise in 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s through cross-subsidization of affiliated firms by ine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continuing presence of affiliated firms in declining industries, tunneling of resources from profitable affiliated firms, lack of attention by business group headquarters to affiliated firms, and affiliated firm managers' sense of perceived security, which negatively impacts affiliated firms’ performance. These agency issues are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rom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through concentrated promoter ownership in the affiliated firms. Our hypothesized model finds empirical support in a sample of 828 business group–affiliated firms in India.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公司证券投资、所有权类型与资本结构决策关系研究

考察了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研究发现: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负债水平正相关,即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收益情况举债进行证券投资决策,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府的监管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检验了政策效果并明确了监管的重点与方向。     

Mixed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Aid for New Venture Creation: Evidence from Italy

Most countries have designed programsto stimulate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firms.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evaluating theimpact of public entrepreneurial policies is toanalyz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ost-entry performanceof the new ventur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mostimportant government program to encourageentrepreneurship in Italy (the Law 44 program) affectsseveral aspects of the early performance of new firms.A sample of new firms receiving government aid iscompared to a matched sample of new firms notreceiving public assistance, i.e., ``control' firms. The control firms were born in the same year, launchedtheir business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area andoperate in the sam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Resultsshow that the public program produces mixed effects.Government aid allows firms to have a higher level oftechnology. However, government funding gives rise toentrepreneurial start-ups, which are not fullyefficient. A discussion of these findings and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