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工赈救荒中的领导与管理措施

18世纪有关救荒的大量文献资料,包括档案、实录、官方的规章制度和成例、荒政方面专题性的文论和手册以及地方志等,记载了18世纪的中国政府为了保证工赈惠及于民,在工赈用人方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办法。由于领导管理措施得当,制度完善,才使纷繁复杂的工赈得以顺利且有效地施行。     

华洋义赈会与抗战前夕的四川旱灾救济

1936-1937年,四川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华洋义赈会积极投入到旱灾救治中,与政府合作,处理好灾工的招聘、编制、管理,积极解决好灾工的工资和生活待遇问题,发挥总会与重庆分会、四川分会的合作互助作用,通过修筑铁路和公路,吸引大量灾民就业,在工赈救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试论华洋义赈会的工赈赈灾

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舍办的慈善救灾团体。它以“防灾胜于救灾”为基本理念,认为工赈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赈灾方式。在灾时与平时以工代赈赈灾恤贫。其工赈规模大,成效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世纪清代中国之工赈工程建筑材料相关问题探析

工赈作为一种救灾形式,其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建筑材料作为影响工赈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其采办情况不仅影响到工赈的实效,而且反映出政府在救灾活动中的效率和组织程度。经对18世纪清代中国工赈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基本类别及其供应来源、工赈建筑材料的采买情况以及工赈办料中存在的弊端等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可知18世纪清代的中国政府在工赈建筑材料的采办方面,不乏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不失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制度性和灵活性之间的衔接转换又给一些承办人员留下了侵蚀、糜费国帑的机会。承办官员在办料中侵蚀、糜费国帑,懈怠敷衍、扰累百姓等弊端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赈救荒政策的实际效果。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专门赈济我国天灾的最大的民间性国际赈灾机构。为防救农村灾害并复兴农村,华洋义赈会举办了急赈、工赈、农赈,在河北倡办了农村合作社,后来逐渐推广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还举办了农事、林事试验场、农事讲习所等,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     

清代中期工赈工价相关问题之研究

工赈作为国家的一项善政,其支付工价之内容、方式、标准及水平,都直接关系到工赈救荒之实际效果。文章对清代中期工赈工价之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代中期工赈工程之地域分布

为了保障灾后社会经济政治的安全稳定运行，清代中期，当政者很重视选择合适的地点、地域实行工赈。工赈一般在赈济钱粮之后，在受灾较轻，且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施行，呈现出不平衡的地域分布格局。这除了跟工赈救荒政治性突出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之外，还跟灾害分布的地域不平衡性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工赈思想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还不能控制自然因素的作用危害于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荒。古代典籍中记录了许多因灾荒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野有饿殍的惨象,绘《流民图》以献上的,也不乏其人①;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有识之士帮助灾民度荒与安抚复业的议论,以及统治者的救荒诏令或政策。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初步探讨历史上的工赈思想。工赈是赈济的形式之一。一般说,赈济是遇灾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治标的办法,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古代。例如:《月令》载“仲夏振乏绝”。《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振廪同食”。振就是赈的意思。在古代的赈济,以赈谷、赈钱的为多,而工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明后期煮赈浅探

煮赈是明代荒年救饥的主要方式，本文对明代后期赈粥方式的变化，政府对煮赈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煮赈对当时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发,义赈活动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影响巨大。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相比较而言,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民国时期河南义赈无论从其救灾思想还是从其具体的救灾措施来看,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实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

义赈奖券是中央政府有史以来为筹集灾区赈款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彩票。但不知囿于何种原因,以往人们在谈及奖券的历史时,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过义赈奖券。作为一种国家性行为,义赈奖券受到如此冷遇是不足取的。基于此,本文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础上拟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冀通过对其发行过程的整体梳理和分析,力图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及修正传统的些许看法。     

民族情怀与政府旌奖：晚清赈济中的华侨

中国是个多灾荒的国度，晚清时期亦不例外。晚清赈济除官赈外，民间义赈亦颇为显著。其中逐渐获得“正名”身份的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从“丁戊奇荒”到徐海水灾，在全国各地的水旱灾害中，华侨以多种方式募捐赈款汇寄灾区，与国内官赈和其他义赈相辅相成。晚清华侨的跨国赈济行动除近代性这一最大特征外，还呈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际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以及注重救助物品的适宜性等特点。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海外华侨通过赈济，积极参与晚清事务，并获得了官方嘉奖，成为其提高国内政治地位，并与晚清政府构建新型官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中的以工代赈探析

民国时期,面对西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在采取急赈的同时,积极实行工赈,其中道路整修方面成效最为明显.传统民间义赈在新型社会阶层的参与下,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华洋义赈会以修建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以工代赈,对今天西北地区救灾防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