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偏离——十七年历史小说的主题话语探析

历史小说是一种沟通历史与现代、古与今不同时空的独特文类。在十七年泛政治化语境下,历史小说借助"历史"的外衣"乔装打扮",在历史叙事的主题方面显示出对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偏离,具体体现在:象征性叙述构成了对现实的某种讽喻或隐射;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苦难主题;充盈的人情和人性描写。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小说作家"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的"偏离"又是极其有限的。     

文学政治关系考论——评方长安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正>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发生、思潮流变、重要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不少,但很少有人从中外文学动态关系角度论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更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著。2009年9月,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自我”与“乡土”的关联——论萧红与师陀乡土想象中的现代诗性

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即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询。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萧红与师陀的独特性在于,对于生命感性与个体意识的叩问与反思成为其作品中的现代诗性的主要源头。在"乡土"与"自我"内在关联的建立上,他们站在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同时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本文主要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两部作品为例,对两位作家建立在本体性存在基础上的"现代诗性"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新民族国家与“十七年文学”的身份认同

"十七年"的基本身份特征是新民族国家的成立和发展.这深刻地影响到时代的整体文化状况,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身份要求.这一要求的最直接体现者是作家.由于新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转换非常艰难.那些完成了身份转换作家的创作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体现了与时代身份的高度认同.由于"十七年文学"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改造,其过程艰难,结果也是不彻底的.这决定了它既呈现出单一的顺从特征,又有复杂的多层面构成.这要求我们对这时期文学进行评价时,既要关注其外在和主流面貌,更要关注其复杂和深层世界.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讲话》之变:传播学范畴中的文学转型

传播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文学作品社会属性和"审美现实"的关键环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围绕文艺为什么传播、对谁传播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展开论述.政权的保障使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征询"成为强制性力量,作家必须自觉接受<讲话>的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表达"政治议程"设定的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宣传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为政治服务"的传播目的、广大读者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特殊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传播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创作模式雷同化的特点,具有工业社会"文化快餐"的典型症候.     

论十七年“戏改”中的新编历史剧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戏改"在唯物主义新史观指导下,以"农民战争"戏和"爱国英雄"戏为主的新编历史剧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质——"人民"地位空前提升。在"恢复历史真相"后的舞台上,不仅"农民军队"性质发生转变,爱国主义的"意境化"也开启了戏曲领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审美特征。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改变“计划学术”下的学术增长方式

所谓"计划学术",就是通过行政力量(亦称非学术力量)对学术进行生产和管理的体制.这是将学术视同意识形态进行生产与管理的科研文化现象."计划学术"的积极作用在于:第一,说明政府对学术人才和学术发展非常重视;第二,可视国家对学术发展的经费投入;第三,可通过行政力量加强对重点学术人才的培养,促进重点学科的发展.然而,其消极作用亦显而易见.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应当逐步淡化"计划",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使"学"与"官"分工清晰,由主要通过行政力量管理学术转移到主要通过学术力量管理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