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孝”的思想——读《论语》思考及启示

孔子所倡导的“孝”,十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真诚的热爱、尊敬之情,强调子女对父母奉养的责任,强调“事亲”方面的推己屁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玳弃士会里,“孝”精神的倡导与弘扬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     

论孝与礼义廉耻

孝与礼义廉耻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因为尽孝所表现出的对长辈尊敬的态度或言行即为礼,故而孝为礼之始,敬孝合"礼";孝而不愚孝,故孝与义相连,诤孝为"义";只有尽孝不让父母担忧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为官清廉,故而孝为廉之基,孝可促"廉";常怀孝德便有知耻之心,故而孝为德之本,孝则知"耻"。孝与礼义廉耻的内在统一性表明:尽孝合礼不逾节,则亲者安;守孝含义不自进,则上无过;以孝助廉不蔽恶,则行自正;孝则知耻不从枉,则祸不生。由此可知,孝文化蕴含礼之敬,包含义之诤,促进廉之行,抑止祸之生,这对现代社会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重证据法研究思想史之一例——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

本文综合运用地下材料 (上博简《民之父母》篇 )与地上材料(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这二重证据 ,对孔子有关“民之父母”的思想做了详细研究。作者围绕“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等说法 ,将简本与传本一一对勘 ,找出其文字差异 ,考定其孰为合理 ,然后分析其思想意义 ,指出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乐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以及作为实施两者的主体所具备的德行因素 ,构成了孔子所理解的“民之父母”的政治意涵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表述。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孝经》学中的爱敬之论及其影响——以皇侃、刘炫为中心

在《孝经》中,爱敬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两种情感。郑玄紧密结合“五等之孝”的结构阐释爱敬之理,将二者视为通向孝教的人情基础,是汉代《孝经》学的典型。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将爱敬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情感,产生了“心迹”之分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旨在探究爱敬是否皆为自然的人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以皇侃为代表的爱敬各有心迹说,将爱敬都理解为自然人情,延续了汉代《孝经》学的基本思路;第二,以刘炫为代表的爱心敬迹说,只将爱看作自然人情,敬来源于外在人为的培育,背离了《孝经》对人情的定义。爱心敬迹说不是《孝经》解释史中的主流,但它对唐代忠孝、君父合一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体现出《孝经》性质的转变。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下)

孔子是在“仁”、在对人类的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

孔子是在“仁”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礼的精神与和谐社会

“敬”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随着礼的历史嬗变,“敬”经过了宗教仪式之对神的虔敬以及世俗之礼的“社会角色之敬”两个发展阶段。在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礼文化所培育和强化的社会成员的“敬”情感转化为强烈的“义务的敬重心”．在整个古代中国发挥着巨大的文化整合作用。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这个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其实正义是属人的,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在现代,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正义理论,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视野,把人与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并把关注弱者生存权利与约束强者权力意志的正义原则贯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有无之间:语言的界线与意义的穿越

在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中,语言本身的有限总是令言说陷入窘境.然而从存在、语言与人的本质关联发现,言与意这一对矛盾表象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文学话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永远不满足于陈述已"有"的东西,而能够依托于一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从"有"入于"无"之际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来.同时,文学话语又总是能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中,从"无"中生"有".语言本身所构成的牢房,语言逻辑所设定的界限,恰恰只有这种"前逻辑"的诗的语言才能够打破,这就体现为文学话语在"有"(有限之言)与"无"(无限之意)之间的成功转换.     

论宋濂后期的诗文风貌

至正二十年（1360）后,宋濂逐步完成了由隐逸之士向皇帝侍臣的角色转变。这一变化,使他的诗文观念及创作均呈现出了异于以往的风貌。笼统地以＂台阁＂代称宋濂后期的诗文风格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宋濂虽有一些颇具台阁气息的诗作,但这些作品与稍后出现的台阁体却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与渴望归隐的恋乡之作共同构成宋濂后期诗歌的两大题材。颂圣应制之文在宋濂文集中也仅为少数,远非他后期散文的主流,墓志铭、塔铭等类应酬之作才是他后期文章的主流。而宋濂后期的传记文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技巧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此同时,游记散文同样不乏佳篇。     

老庄思想对朝鲜半岛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较而言,儒学与佛教的影响是明显而强大的,而道家文化的影响是隐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朝鲜半岛的文学、文化中感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深刻性。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老庄思想在朝鲜半岛哲学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