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中日两国实力的变化,英国借助日本之力维护远东现状的新远东政策取代了利用中国稳定远东局势的旧远东政策。这一转变对远东格局的变化以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赫德活动积极,作用特殊,确保了英国远东政策的执行和外交意图的实现。     

缅甸"7·19"事件与英国立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界一直对缅甸1947年"7·19"事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作者力图从大量解密档案中揭示谋杀案的真相。     

日本、中国与缅甸关系比较研究

冷战时期,日、中两国都曾与缅甸保持过传统友好关系,但是1988年缅甸新军人政权上台后,两国对缅甸采取了不同政策,因而导致了后冷战时期不同的对缅关系格局。1988年以来,日本对缅甸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缅甸的投资和贸易额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其一贯使用的外交工具ODA也呈下降趋势,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对缅外交受日美同盟外交、国内政治分歧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日本的缅甸政策定位模糊。相比之下,中国的缅甸政策目标清楚,政策执行富有延续性。在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上,中国国内各种行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导向明确,并成功利用了地缘、华商网络等有利的资源。     

论太平洋战争中中美英在缅甸战场的合作与冲突

二战后,一批经历过缅甸作战的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和著名史家的专著相继出版,如《史迪威文件》、《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在华使命》、《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国的纠葛》、《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蒋介石秘录》等,这些史料大量披露了中美英在缅甸战场的冲突与分歧.冲突与分歧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研究这段历史的焦点,但很少述及中美英合作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中美英在缅甸战场的合作大于冲突,是一次值得赞颂的合作.     

新形势下缅甸的外交政策与中缅关系研究

新形势下,缅甸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呈现出更加灵活、务实的特点,中国在缅甸的竞争压力随之增大,中缅关系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但是历史友谊深厚的中缅双方对彼此有着重大战略利益诉求,美西大国、印度等国对中缅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中缅的友好关系将能继续保持下去。     

从传统到现代：二战后泰国与缅甸国家发展道路比较研究

泰国与缅甸在历史和民族发展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二战后两国都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发展道路却发生极大的变化。比较泰缅两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精英政治思维的选择、传统政治象征的作用、阶级结构的分析,可看出在战后传统与现代承接的问题上泰国比较好地找到其发展的平衡点与衔接点,而缅甸还处于动荡与摸索之中。     

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

中缅两国之间经腾冲进行的经济交往随着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即已开始,并几乎从未间断,其兴旺程度随着中缅两国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中缅贸易史上,翡翠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缅甸翡翠的开采、运输、加工和贸易等环节,腾冲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

从18世纪初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出现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欧洲人用美洲白银来交换中国茶叶,但18世纪末美洲白银出现问题,于是在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淡出中国市场的时候,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仍能保持其对华贸易不坠.英国先是依靠印度的棉花,继而依靠鸦片重建对华贸易结构.其间1820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从此开始,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鸦片和棉花价值的换位,绝不能视为仅是所谓"黑货"与"白货"间的简单互换.两者的易位反映着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向非互利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及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和殖民体系的重构.     

重商主义与中国经济再平衡

国际舆论界多年来存在一种声音,批评中国执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应当承认,这些批评也有言之成理和值得引以为戒的一面。历史地看,重商主义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政府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富强之策;但与此同时,重商主义也指称那种国家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片面追求贸易顺差并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的负面经济政策。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中国不妨顺着有关批评的思路,认真反思自己一味出口创汇、依赖与美国经济大循环、放低社会和环境等标准、国内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这样的片面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外贸乃至对全球化的参与理当服务于改善本国民众福祉这一更高的目标,在此问题上不能本末倒置。要纠正目前失衡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深化社会和政治等部门的改革,否则,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科学发展等等,将难以落到实处。     

政府与市场：走向一种动态的平衡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后华盛顿共识,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轨迹,该文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应保持恰到好处的动态的平衡。鉴于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现实国情,适当借鉴东亚的政府主导发展型模式的成功经验,在现阶段,在充分发挥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为此,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如何使这种平衡与时俱进。     

英国城乡规划实践及其启示——以重庆为例

英国的城乡规划在规划体系、规划管理、城乡规划法规制度、城乡规划编制等方面的实践,对重庆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启示主要有：加强政府主导、形成一体的城乡规划管理体系、重视空间规划、注重乡村保护和发展、强化规划的实施保障。     

东西方哲学、生理学、心理学中气质概念的流变与解读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质概念是指来源于程朱理学中的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对立概念;西方心理学中的气质是指人的生理类型的外在表征;当代文化心理学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气质概念,进而重新建构气质心理学理论。     

基于博弈模型的“罪刑均衡”思想分析

罪刑均衡思想由来已久,作为刑法理论中最基本的刑罚原则,在对犯人进行科处刑罚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早已得到承认,而在预防犯罪方面具有的作用却长期被忽视。犯罪行为实质上是犯人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先制订刑法,犯人在观察到刑罚后才选择是否犯罪以及犯何种性质的罪。经济分析表明,改变刑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就能影响博弈的均衡,从而影响犯罪,刑罚之外的其它措施如果能改变犯罪的成本和收益,也能实现同样的目的,这为预防犯罪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网络诽谤与网络匿名之间的平衡

网络匿名极大地扩展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但是,其也为网络诽谤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了保护公民的名誉权,就需要披露匿名诽谤者的身份信息,然而,匿名言论也是受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因此,为了既保护名誉,又打击网络诽谤,同时也保护匿名言论,美国的法院根据网络的特殊性,结合其司法实践提出了若干标准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即原告必须履行通知程序;原告必须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的诽谤性言论构成侵权;披露匿名被告信息的命令有助于原告诉求的实现;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取被告匿名身份信息.     

侦查阶段控辩平等之思考

控辩平等是刑诉法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相比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平等对抗以体现控辩平等而言,对证据的取得和掌握的重要阶段,侦查阶段的控辩平等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由于侦查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受限制较多,在控辩关系上体现出＂一边倒＂的特点。因此应当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合理规制,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从而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平等的要求。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

鸦片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继续发展,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迄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废约目标最终得以基本实现。抗战时期,中外条约关系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有关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该时期条约关系尚无专题论述。对此作一全面探讨,不仅可深入了解该时期条约关系变化的全貌,且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以及认识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亦不无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