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网络发生机制

近年来,"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在我国似乎形成一种所谓"涟漪效应",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及与之相联系的群体异质不公平感的普遍存在;其次也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畅通有关。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事件触发与演化的关联性往往是通过驱动机制、认同机制、社会比较与自我展示机制和说服争辩机制交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在信息时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这些相关发生机制往往与网络极化效应直接相关,即"无直接利益冲突"极易导致网络极化效应的产生,而网络极化效应也促使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扩散。而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网络发生机制的作用过程。由此,应给予充分重视。     

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的刑事对策

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的直接动因在于社会主体缺位,公众利益难以表达和诉求,社会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社会组织是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主体,也是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转变观念和调整方向,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的功能,尤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倾斜保护;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应坚持宽严相济;允许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在内的刑事司法活动.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包容性治理

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困难和问题,"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新形式。从冲突的起因、演化及其双方关系来看,"无直接利益冲突"仍属利益矛盾,排斥性增长方式是导致这类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包括权利不平等和规则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扩大并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结构失衡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利益对立。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必要而适度的经济增长中持续改善民生并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并坚持多元利益共容和改革成果共享,扩大公众参与以疏通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政治资源建设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变化和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冲突现象的实质是冲突的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矫正,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或满足。这个过程可能存在着边界双方的对抗,也可能是协调博弈。以对抗求合作促成边界双方各自实现自我目标是最优的价值取向。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演变,聚焦在走向对抗还是合作的论辩。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走向对抗的条件不存在,只能朝向抗争性的合作方向发展。为此,中国应该在整合政治资源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消除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中众多的参与者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行为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产生既是以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失望为基础条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社会转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公共安全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控制——"三鹿奶粉事件"的利益冲突分析

公共安全活动中由于经济因素的渗入充满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主要是公共管理部门和企业为获得个体利益,利益因素影响或危及它们做出正确、客观和公正的判断的一种情形,包括权力与责任的冲突、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突、管理冲突和信任冲突等.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为经济利益,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管理缺位.这些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增强自我控制能力、构建制度创新体系、完善社会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危机管理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来解决.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法律协调——以某地两水电站"复活"为例

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中,由于公众对经济利益的选择偏好,以及环境利益的间接性,经济利益更受关注.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确立公众、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和协商制度,这是构建平衡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形式、诱因、控制和防范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是个人损害他人或集体、国家利益而使自己获利的冲突,它阻碍了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经济利益驱动、科学精神缺失和评议机制不合理是利益冲突的主要诱因.要控制和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需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结合":(1)学人自律与规范他律相结合;(2)政府干预与公众监督相结合;(3)学术批判与学派惩戒相结合;(4)专家评议与利益回避相结合;(5)规范公开与评议保密相结合.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