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视域下的武则天礼制改革——以母亲服制为例

《仪礼·丧服》本于家庭内部父尊于母的尊卑差异，规定父服重于母服，即子女为父始终服斩衰三年，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父在为母仅服齐衰杖期。然至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以“报母之慈”为据上表主张将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期年升到三年。武则天的这一提议挑战和背离了儒家丧服制度背后尊祖敬宗的“尊尊”精神和信仰，开元年间众位朝臣从家庭伦序、禽兽知母不知父、丧服制服原理、现实政治几个层面对武则天抬升母服的做法进行了反驳。但在社会层面，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已成为新的风气。为适应这种社会变化，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732）下令修订《开元礼》，父在为母服最终以齐衰三年为定。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戴德的丧服主张及其《大戴礼记》

戴德字延君,梁人,号大戴,曾任信都太傅,是西汉著名礼学家.他的主要礼学成就是:撰有丧服方面的著作《丧服记》和《丧服变除》;删《古礼》204篇为85篇,称为《大截礼记》,宣帝时该《记》立于学官,成为今文经学14博士之一.另外,曾定《仪礼》17篇次第,与当时著名和学家戴圣、刘向所定次第不同,具有相当的见解,而影响最大的是有关丧服的著作与他所辑的《大戴礼记》.该《记》将从前遗留下来的《古礼》和礼学家们议论礼义制度的《古记》,根据他的要求.进行删削、取舍、整理、编辑而成,保存了古代礼学文献,也是他礼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关于戴德的丧服著作,保存到现在的汉代文献,如《汉书》、《汉纪》及当时一些个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当前有关研究汉礼的著作与论文,几乎都没有提及.而唐朝人的著作中却有所引述,故根据唐人著作的引述,对戴德的丧服思想进行分析探讨,既是填补空白,又是完善汉礼研究的重要学术工作.现根据唐人引述的《丧服记》和《丧服变除》有关记载,以及《大戴礼记》的主要篇章、作初步的分析研究.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风诗新解（十五）

风诗新解（十五）晏方素冠此诗的素冠、素衣、素，不论照《毛传》还是《郑笺》讲，均觉格碍难通。《毛传》以“素冠”为练冠，那么“素”呢？翻遍《仪礼》及《礼记》中有关丧服的篇章，从不见丧服有的。《郑笺》以为“素衣”即除成丧之祭的朝服缟冠，而朝服是缁衣素裳，所...     

古礼“寝苫枕土凵”别解

《左传》、《仪礼》等先秦典籍记载孝子为父母服斩衰丧期间“寝苫枕土凵”,以表达悲哀的心情。注疏家说“苫”是“编藁”,即草垫;“土凵”是“块”字,乃土块。本文结合考古与古文字实际,别作新解,以为古人常在死者身下铺草席;而“土凵”应为“坎”字,训墓穴。孝子寝草枕坎,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以示不忘父母,居处与之相近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璞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生死悬隔的悲哀和超越幽明的幻想:悼亡赋的抒情模式及心理期待

古代悼亡赋在抒发作者的悲哀时,有的睹物思人,或写物存人亡,或写因人亡而物变;有的展示作者本身由于深哀巨痛所产生的显著变化,或迅速衰老消瘦,或精神恍惚,出现反常。悼亡赋还通过营造幻想境界,力图超越幽明界域的阻隔,在此过程中,原始宗教、文明社会的中土宗教以用佛教都渗入作品,成为心灵的慰藉。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初论萨丕尔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

从分析萨丕尔的语言沿流观入手,进而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论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得出语言过去的历史即为不断趋于简化的历史,进而推断出语言沿流是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此外,对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论述进行详细剖析,发现萨氏在论述英语三大沿流的表层背后,实则是在强烈暗示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这样,以语言过去简化的历史和萨氏在语言沿流论述中精心暗舍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相互印证,所以,论断萨丕尔言及但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简化。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战国时期的“巨室”

战国时期存在"巨室",他们有经济自主权,但政治权利受到中央政权制约,也不能任意操纵国家军队,而且丧失了拥有大规模私家武装的权利。封邑不能世袭,封邑内的居民与封邑主的关系由以前的所属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战国时的"巨室"表面强大,实际已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