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山道教文化中的“巫”特质

梅山文化是属于古代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楚人好巫重淫祀”的文化传承在古代梅山文化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在其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巫”的信仰意念和巫术巫咒等好巫活动被内合到了梅山文化的文化品性之中,“巫”成为梅山文化整体品性中的一个重要特质。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     

殷商巫术的研究概况

19世纪后半以来,由于全球学术界皆已正视巫术或巫文化在人类史上的意义,故研究成果颇为可观。受其影响,中国地区早期在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带动之下,在中国古代巫文化方面,亦取得若干成果。晚近一二十年来,巫文化的研究更有日益蓬勃的趋势,成果亦愈加可观。从甲骨文与金文等的材料,以及近年的若干参考数据等,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巫术资料为主,进行考察殷商巫术的概况。     

从孙中山、李大钊到毛泽东──“中西融合论”的三大阶段

从孙中山、李大钊到毛泽东──“中西融合论”的三大阶段胡建（一）发轫于王官之学的中国文化思想主流，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嘉乾实学之后，一波三折，从“道统的裂层”突趋近代思潮，这一惑世眩目的嬗变并非出于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     

中国的王官文化与儒学的起源

《汉书》中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受到现代学者质疑,其中儒文化的起源得到深入讨论。历史地看,儒文化的起源和殷商遗民参与制订周礼有关。周礼的制订标志着中国王官文化体系的形成,其特点是将政治大一统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周礼蕴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给儒文化以永久的启示。儒道墨法各家中,只有儒家认同周代王官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也是儒学后来成为与中国传统政治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当代巫术迷信的十种特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舞台上突然出现了一批自称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秘人物。这些现代巫觋披着宗教与科学的外衣，大肆宣扬巫术迷信，掀起一股反科学风文明的逆流，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巫术迷信现象对照分析，当代巫术迷信主要表现出以下十种特征：否定现代医学和现代医疗手段；积极兜售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内容；无限夸大气功的作用；无限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宣扬“特异功能”；宣扬“万物有灵”；宣扬“命理”观念和算命术；宣扬超经验超理性的神秘预测方法；鼓吹修成“超人”的人生目标；自我神化。了解和掌握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准确地识别当代巫术迷信，从而对现代巫觋的欺骗活动自觉地予以防范和抵制。     

试论三峡地区早期巫文化

三峡早期巫文化是整个中国巫教文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着重论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将《山海经》文本和特殊地理地貌相结合,对发生在三峡地区的早期巫术活动进行了梳理,认为三峡早期巫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二就三峡早期巫术活动进行历史分期,一是"灵山十巫"时期,一是政教合一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以"巫咸"为显著标签,都分别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汉魏六朝志怪中的道教养生

汉魏六朝志怪中的道教养生王连儒来源于先秦的古代宗教与巫术，以有秦汉以来所兴起的神仙方术之学，无疑成为诱发道教产生的最有力的因素。无论是古代宗教中的诸神创造，还是巫觋系统中的星占与祈祷；无论是神仙家所畅想的列国仙境，还是方术之士对明灭海天的苦苦探寻，这...     

人类学三路向: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问题的研究,有“神话”说、“图腾”说与“巫术”说三大人类学研究路向。由于原始巫术是中国原古文化的主导文化形态,因此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之文化根性与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是一条最为可行而有效的学术之途。     

巴蜀巫傩文化与文学

一巫傩文化是产生于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一种以巫祭傩仪活动为内容,以驱鬼逐疫、了愿纳吉、祈求平安为目的的古老民间文化现象。简单农业社会的广阔背景,是巫傩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求福”、“避祸”的民间愿望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地区。“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地狭而腴,民勤耕作”,以农为主、农业发达,乃是古今四川的特征之一。以农村为主要传播地的巫傩文化自然会在此找到栖身之地,繁衍生息,世代流传。古代巴蜀更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地区,历来被视为巫术的故土,其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相传,张道陵(东汉五斗米道创立者)初到四川曾皈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氐羌族人的巫教,学习降魔驱鬼的巫术,而“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李膺《蜀记》)“咒鬼之术书”即是氐羌鬼道的巫典。其所创道教,显然与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同源。由川人自古好巫,到源于氐羌鬼族原始巫教的早期道教发端于四川,乃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四川巫风盛行的确证。这些无疑为巴蜀巫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文化气候。     

战国民间的巫觋术士群体

战国时期,从事通神事鬼和推数占卜的巫觋术士,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社会群体。春秋晚期以降,民间巫觋术士群体显著壮大,新兴术士比重上升。民间巫觋方技之士依赖市场而生存,市场生存和竞争压力成为推动战国数术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战国民间私学保证了民间巫术方技之学的传承和发展,也对阴阳家等思想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巫觋术士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国家开始在政策上对其加以贬低和限制,在中国古代巫觋术士社会地位低贱化的过程中,战国秦汉最为关键。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元代大江南北普遍存在巫觋信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风更盛。当时所谓“淫祠”、“妖祠” ,大多与巫觋信仰有关。巫觋被认为有治病的功能 ,且能预测未来 ,是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者;又能施行厌镇、蛊毒、采生等巫术 ,致人于死。汉族地区盛行的算命、相面、占卜等活动 ,都与巫术有关。巫觋在元代社会中影响颇大 ,但亦有人持怀疑的态度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巫傩舞源流简论

本文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对巫、傩舞蹈的发生、形成及其流变发展进行了简单勾勒和梳理．并从语源学、语音学和语义学对先秦巫、傩概念多层面的阐释。巫傩是一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形成的复合体。本文研究证明：巫傩从先秦以驱除疫鬼和疾病的巫术仪式开始．到秦汉时期逐渐演变为一种巫傩舞蹈的祭祀仪式;北宋时期,巫傩舞蹈艺术形态更倾向于本体化、本土化或倾向于戏剧化。明清巫傩舞蹈更朝向于民族化、民间化发展,从而使巫傩舞蹈成为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艺术表现形式。     

清代陵寝与堪舆: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

堪舆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权力博弈的依据和手段.清代的大工营建、陵寝选址、陵寝防护等皆用之.堪舆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抛开其“迷信”与“科学”的争论,可以看出堪舆这种古代传统术数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方式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