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略论程颢程颐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在建造以“天理”为核心的庞大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把逻辑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应用到理学上,形成了理学的完整体系。本文就二程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作一简要的探讨。 二程对理学思想的表述,首先是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程氏对概念的产生和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事物的名字,即事物的概念,当然与音义气理相通,而更重要的是“盖出自然之理”。在表达概念的名和“自然之理”的关系上,他们认为: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简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苏轼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苏之于白,由钦慕、效仿而至于并称,堪称两位伟大文人之间的跨代对话。那么,这一倾向是在哪里奠基的呢?笔者认为,是在徐州时期。谨以徐州为中心,梳理和分析苏轼眼中的前代诗豪白居易。从“乐天知命我无忧”,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徐州太守苏轼的影响痕迹。从“我是朱陈旧使君”,可见苏轼对白居易致敬的别样形式,从“燕子楼空三百秋”,可见苏轼已经将对前贤白居易的理解,与自身、眼下和未来无痕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苏轼,不愧是白居易接受史上十分典型和优秀的代表。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主导作用——以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及最终产生译文的结果。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鼻祖，胡适翻译的白话新诗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描述译者在三个方面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而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明中期山人典型的建立——以沈明臣的诗学活动为中心

明代中期出现了许多善诗的典型山人,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活动四方,赢得生存的资本,这给其他山人提供模习的路径。通过资料的爬梳,还原了沈明臣在嘉万之际的诗学活动,展现了其作为典型山人建立的过程。沈明臣是浙江宁波人,他壮年游胡宗宪幕,与徐渭在幕中结交、切磋诗艺,胡幕散后又与后期复古派进行诗文互动,并编刊了为胡宗宪讼冤的《孤愤集》,晚年主盟甬上文坛,成为诗坛耆宿。     

略谈高教中的胡适讲授

在高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胡适的讲授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在于：胡适的文学功绩往往被他＂右派＂文人的身份所淡化。要正确把握胡适讲授,只有还原历史真相：既全面认识其文学功绩,又驱散笼罩在他身上的政治阴霾、准确把握其政治立场。     

西方浸润与现代意识——略论胡适文学批评的话语与方法

胡适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观念,还是批评实践,都体现出与传统批评迥然不同的风貌。可以说,因为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古典文学批评的窠臼,初步具有了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和科学实证的批评思维两个方面,其中涉及到批评语言和文体的转换、批评对象的更迭、现代批评思维的形成以及批评话语的借用。当然胡适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批评体系,也还带有新旧混杂的批评色彩,但其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