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帚

帚字向有歧说。《说文》:“从又持巾埽冂内,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蒋善国先生在《汉字结构及其流变》中,释帚:彐,帚毛;巾,帚柄脚;冖,置帚的架。两说皆不可从。帚,以及许多从帚的字屡见于甲文,可知帚之制作并非始于杜康。帚,有竹有草,因地制宜。所以,彗字篆文从竹与不从竹并见。《说文》释彗:“扫竹也。从又持甡。彗或从竹。”今民间仍呼彗星为扫竹星。《尔雅·释草》王彗:“王帚也,似藜,其树可为     

说殷卜辞中的“虹”——殷商社会观念之一例

殷卜辞以“出虹”为灾祸之兆。出虹可以影响收成,造成祸患,这与《诗经》所谓“(?)(?)在东,莫之敢指”是一致的。甲骨文“虹”字并不起源于拱桥或玉璜之形,而是双首的龙形。殷人以见到它为灾祸之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殷商时代“龙”的社会观念的一个侧面。     

卜辞“■田”新解

“[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是一条为人们所熟悉并被经常援引的甲骨卜辞。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对于“■田”的认识是一致的——“■田”就是协力耕田。这种认识的主要根据是郭沫若同志在《由周代农史诗论到周代社会》中所提出的“■田”就是“大规模的耕耘”①的论断和《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劦”字所作的说解。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甲骨卜辞材料来看,“田”的“”字作协力解释是甲骨卜辞中     

说“至”

甲骨卜辞的“”字，学者们对它的释义有些是正确的，但对字本身的解释却有问题。本文认为“”字应当是“至”的古写法，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卜辞两个干支中有“”，表明两日是前后相连接的。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岐山是《周易》的故乡

被历代儒学家誉为我国“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在什么地方产生和形成的呢?历来说法不一。本文试从岐山出上金文、骨文所记载八卦数字符号,以及《周易》卦爻辞记载的人物和事件等方面加以分析论述。一、岐山出土的金文和卜辞中有许多八卦数字符号数字八卦符号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过去,人们对这些“奇字”不认识,有的学者称它为“族徽”,有的称它为“被遗忘的文字”。1980年张政烺先生第一次揭开了它的秘密①,认为这些奇字就是原始八卦数字符号。这类符号中的奇数代表阳爻,用一长横表示(—),偶数代表阴爻,用两短横表示(--),…     

甲古文中“礼”、“德”、“仁”字的问题

<正> 在研究孔子思想的论著中,有的作者曾引用殷墟甲骨文的资料,使用过如“礼”、“德”、“仁”这样的字。甲骨文中是否有这些字?在卜辞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书中也很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就个人所见提供一点意见,供学者、专家们参考。据目前所知,殷墟甲骨文的单字共有近五千个,其中包括少数合文。可以说是商朝通行     

从甲骨文、金文看商族的母性崇拜

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族起源来看，商族尊崇母性。《诗经·商颂》中的《长发》和《玄鸟》记载的传说是，商的起源是因为有娀女简狄，因上帝命玄鸟给简狄送来鸟卵，简狄食后诞生了商。从出土铜器玄妇壶上的图形铭文来看，可以印证商代的母性崇拜。从记载规模巨大的祭祀“帚(妇)”及“上帝娶妇好”的卜辞来看，商族的母性崇拜是很鲜明的。     

释叚

甲骨文有“(?)”字,写如下图。此字少有人释读。孙诒让“疑是报字”、“又疑为设之省”(《契文举例》下一四);王襄“疑古酌字”(《(?)室殷契征文》考释《典礼》一二);郭沫若“疑是毁字”(《卜辞通纂》考释八九);陈梦家“疑是霓,即雌虹”(《殷墟卜辞综述》247页);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收入附录,编号3661:于省吾释为     

释“ ”

成语“ ”见于武丁早期卜辞。 即不字, 像以丝绳系物下垂之形,乃县字之初文,后加心作 , 像蛛在网上之形,释 ,又写作蛛。“不悬蛛”即蜘蛛不在网上,故是吉兆,也是吉语。它与同版的兆序、二告、卜辞没有直接关系,和兆 的清晰与否亦无直接关系。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初论萨丕尔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

从分析萨丕尔的语言沿流观入手,进而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论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得出语言过去的历史即为不断趋于简化的历史,进而推断出语言沿流是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此外,对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论述进行详细剖析,发现萨氏在论述英语三大沿流的表层背后,实则是在强烈暗示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这样,以语言过去简化的历史和萨氏在语言沿流论述中精心暗舍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相互印证,所以,论断萨丕尔言及但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简化。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战国时期的“巨室”

战国时期存在"巨室",他们有经济自主权,但政治权利受到中央政权制约,也不能任意操纵国家军队,而且丧失了拥有大规模私家武装的权利。封邑不能世袭,封邑内的居民与封邑主的关系由以前的所属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战国时的"巨室"表面强大,实际已衰微。     

"长生殿"考辨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长生殿"是否指骊山所建"长生殿",骊山所建"长生殿"为专用神殿还是李、杨在华清宫的寝所,"长生殿"是李、杨寝所的专用名称还是唐时"寝殿"通称,存在较大争议,今<长恨歌>选本不少注为骊山所建"长生殿".考相关资料,骊山当时确建有"长生殿",但此"长生殿"极不可能为李、杨寝殿.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唐记>等统计分析,唐时"长生殿"应为尊者、逝者"寝殿"通称,有颂祝、祈祥之意.<长恨歌>当是借用了唐时尊者、逝者寝殿可称为"长生殿"的流俗,以"长生"暗示两情长久的强烈愿望,并以"长生"愿望终遭无情毁坏,构成强烈的悲剧效果.     

正确把握“两个务必＂的时代要求

牢记“两个务必” ,是共产党人永葆政治本色的具体体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对于全面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