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捐纳与监生入仕研究

明代国子监生是文官的后备人才。国子监生经历积分、历事听选等阶段,经由吏部铨选授官。明中后期以来,明廷推行捐监制度,大量捐监生涌现,国子监地位下降。因官位有限,监生淹滞于监中,常候选数年却不得授官;同时明廷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紧缺,故而推行监生捐纳铨选入仕制度。监生通过捐纳免历事、听选,遥授、预纳和加纳授官等,虽部分缓解监生长期候选压力,却打乱了监生入仕之平衡,造成铨叙混乱,加剧卖官鬻爵之风的盛行。     

乾隆前期清廷放弃本色捐监政策原因探析

乾隆初年,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本色捐监政策。然而经过一定时期的运作,效果并不理想。最终,随着国家仓储理念的转变,清廷基本放弃了本色捐监政策。究其放弃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基层官员的抵制;其二,捐监事例所定标准与银谷比价变动之间的矛盾,导致报捐标准大大抬高,严重影响报捐积极性;其三,高宗君臣将乾隆前期全局性米价持续上涨缘由之一,归之于本色捐监,因此决定放弃捐监增贮,放任民间自由流通。     

明代吏承捐纳研究

明代吏承是官僚机构中的低级办事人员,承担着政府工作的操作与运转,职小权大。明代中后期自推行捐纳以来,按制规定,民可捐纳一定银两获得吏承一职,同时吏承可捐纳冠带、免考甚至迁转。因所需捐赀数额较小,大量人员前往捐纳。捐纳吏员的大肆开展,使得吏员数量更加庞大,成分混杂,更严重的是造成吏员升迁考核制度的混乱。     

论明中后期以来的捐纳与官吏之考核

文官考核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形成于洪武年间.然自明中后期以来,官吏考核渐流于形式,文职官通过捐纳免赴京考;罢免之官可捐纳复职或冠带致仕;吏员通过捐免考缩短历事时间,或直接获取出身等.这固然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捐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清代乾隆年间的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是清朝体制中相当重要的制度,自康熙起,捐纳制度就被正式确立下来,但其真正的发展和修正是在乾隆年间,因此研究乾隆年间捐纳制度的发展及其原因、特点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乾隆时期对于捐纳制度的建设有开有放、有缩有紧,在盛世的背景下研究捐纳制度,有深入发掘的空间.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浅析晚清捐纳制度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捐纳制度在清朝推行两百多年,特别是到咸丰、同治时期频繁开办捐纳,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造成极大影响.以洋务运动为例,一方面,捐纳制度的弊端不断凸显,捐纳人员素质低下,洋务企业出现严重的贪腐现象,传统衙门式管理方式进入洋务企业之中,使得洋务企业官僚化、封建化严重,失去自身活力;但另一方面,捐纳制度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为洋务运动筹集资金、输入人才等.     

论《唐律疏议》对监临官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唐律疏议>把官吏分为"监临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三类,三者职责不同承担的处罚也不同.本文以"监临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律疏议>以"监临官"这一特殊身份为犯罪主体的规定,以期对现在的职务犯罪和官员问责制度有所借鉴.     

明代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对于这场在特定历史时代延续了20多年、影响到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事件,虽然几乎所有的明代史著作都有涉及,但对其研究仍须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发掘各个方面的资料,充分把握明朝万历年间的种种社会面相,站在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

晚清,饥荒频繁发生.水、旱、蝗等各种自然灾害之后,伴随而来的往往是饥民遍野、饿莩载途.如“丁戊奇荒”,前后仅几年时间,直接死于饥饿的就有一千万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晚清饥荒如此严重呢?晚清仓储制度的衰败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粮食储备事关国计民生.清入关后不久便着手恢复、设立仓储,历经康、雍、乾几朝,仓储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且一直延续到晚清.“常平仓谷,乃民命所关,实地方第一紧要之政”.作为最重要、最普遍的官仓,常平仓主要设治于各直省州县.与前代相比,清代的常平仓制有所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从采买仓谷、仓廒管理,到出粜比例以及监督体系等等,其制度更为严密、周详.仓谷来源是建立仓储的首要问题,清代的常平仓谷主要有三种来源:最主要的是采买,即从财政经费中拨款采购;再就是捐纳,包括捐监、捐输、摊捐,是指通过捐谷向官府买取功名或官职;在某地严重乏粮的情形     

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史料显示 ,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 ,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 ,取义于《诗经·国风》 ,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 ,各监 2 5郡 ;同时还另有 1 6个公国 ,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 ,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 ,与州牧同级 ;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 ,共 2 5郡监 ;地皇二年 ,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略论晚清军兴时期的饷票

饷票是晚清军兴时期安徽等省为筹措军饷而临时奏请发行的一种地方捐票。它虽然有损吏治,并造成捐纳的混乱,引起一些争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筹饷难的问题。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广西梧州钱监和贺州钱监设置原因探究

宋朝在广西设置梧州元丰监和贺州钱监,不仅是基于经济发展和军事开支的需要,也是因为铸钱需要的原料和燃料来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而且当地便利的交通也适合运输原料以及将制造的钱币运出去。     

唐代秘书监迁转研究

秘书监一职的迁转研究对于诠释唐代秘书省所承担的图籍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百条的秘书监迁转数据分析,唐代秘书监的迁转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秘书监的任职在始终保持自己的清望地位的同时,逐渐失去学术性质,以安史之乱为界,在品秩、职官、性质等三个方面呈现出对比性的不同.     

略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献助工”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烧毁。当年六月,万历皇帝开始派出矿监税使,前往各地采矿收税,筹措银两,"以助大工",重建二宫。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进献助工"热。上自宗室亲王、内阁学士,下至低级军官、监生生员,纷纷向皇帝进献白银、年俸,乃至祖宗遗产、海外金银,形成一场闹剧,并且融入矿监税使的更大闹剧之中,折射出当时的采矿收税,实为一场掠夺民间财富的灾难。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