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象征:概念、结构和特征的分析

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意义和意义的表现是其基本形式要素,而意义的政治性是其本质.政治象征具有表现的情感性、神圣性和意义的模糊性、争议性和变化性.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象征是一套意义系统和权力技术,因而是政治分析的重要题域.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学重要概念的变迁及启示

概念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它对于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若干重要概念的变迁表现出结构性特征,无论是研究文章的数量、峰值分布,还是重要概念的产生和更替,都与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在概念建构上应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在坚持学术自主性与服务政治实践之间寻得平衡,在加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同时注重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在总结、提炼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发展。     

美国学者的“政治文化”概念、意义及其争论

“政治文化”作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自从阿尔蒙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受到了诸多美国学者的重视与争论。在阅读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学者有关“政治文化”重要文献的基础上,文章作者梳理了“政治文化”概念的本意及其相关的争议,分析了政治文化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该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还在于它是一种重要的比较研究的路径,同时文章述评了围绕政治文化概念与作用的相关争论与批评,以期推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我国根本政治制度问题探索

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法学、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于贯彻实施宪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涵义我国宪法中没有“根本政治制度”这一用语。我国目前的宪法学、政治学理论研究中也未把“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来阐释。“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概念、用语,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目前较为流行的提法中出现、使用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     

政治沟通分析：背景、框架与评价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其直接诱因;从现代学科的发展说,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得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政治沟通分析也是政治学研究范式从传统的法律一制度主义范式向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变的产物和表现。政治沟通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政治信息、信息发送者、信息沟通通道、信息接收者、信息反馈等五个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沟通过程的基本要素。政治沟通分析方法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政治沟通分析理论的学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一批既具有经验含义又具有系统含义的操作化概念结构;政治沟通开启了把政治信息作为政治分析单元的先例;政治沟通理论是对政治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冷淡主义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当中,政治冷淡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变量,其研究由来已久,其成果也备受学界瞩目。在中国,自80年代末期始,对政治冷谈主义的研究也成为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中的新热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如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怎样,其成因和解决方式有哪些,应该是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结合西方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当前政治冷淡主义的若干问题作一探讨。 1 在现代政治学当中,政治冷淡主义是与参与意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冷淡主义,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和兴趣,无意关心和通晓国家的政治生活,更不想亲身介入政治过程,漠视政治实践。政治冷淡主义者一般宁愿去除自己的“政治人”角色而成为政治的“局外人”或旁观者,与积极参与意识不同,政治冷淡主义表现为公众自主精神和民主意识以及相关的政治冲动的萎缩和弱化。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学意蕴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概念。与以往不同,福柯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开辟了一个理解“市民社会”的新方向。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福柯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历史性追溯,考量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构成和主体成员,并勾勒出两种过渡：一是市民社会的支点的倾斜（从公正化市场到真言化市场）,二是市民社会中成员特征的转变（从经验主体到homoconomicus即经济人）。以此为基础,“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发展过程,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之新型场域”。以“治理术”为视角,福柯提供了审视“市民社会”概念的新维度,赋予其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命政治学意蕴。质言之,福柯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仍然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原则逐渐以生命政治的新形态呈现,属于资本逻辑在当代的自我更新和延续。福柯的分析为我们从生命政治学层面开创“市民社会”研究新向度,激活和重思既有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意识形态概念和政治功能研究

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作为具有流行性的思想体系它也是一种“完备性”的学说。由于它拥有这些特性,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过程中执行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如社会政治的整合,对政权的合法性支持与破坏,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启蒙与教育等,这些都对一个政治统治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     

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效率争论

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是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运用的产物,也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逐步融合的结果.本文从交易成本政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政治合同是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合同的脆弱性和不易操作性等特征导致了政治市场失灵.政治市场失灵的存在是目前对政治市场效率争论的原因所在.     

经济腾飞期的香港：政治发展的视角

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 ,随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 ,政治领域也必然经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过程。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两者具有正相关性。本文试从文化世俗化、政治结构分化、政治体系能力的增长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四个方面分析战后香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     

中国语境下“政治参与”的概念辨析

政治参与一直是一个政治学中颇具争议的概念,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都有着相异的理解,其中主要涉及政治参与是否包含动员性政治行为,是否包含非法政治行为,是否包含非政府目的政治行为这三个方面.在辨析国内外各类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应做较为宽泛的理解,并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论政治统治体系

近几十年来,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发展极为迅速。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关系本身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化,成为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因为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从各个方面,特别从研究方法上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学的研究。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苏联的政治理论中,“政治体系”也成为一个非常通行的概念,我国政治学界也开始引进“政治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个理论?应当怎样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立场上用系统的观点去分析政治生活?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幽灵政治哲学:政治性的又不是政治性的--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在通常的政治概念分类学意义上,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虽然没有提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揭示德里达阐释的幽灵性的逻辑所蕴涵的政治意味。《马克思的幽灵》说明了“幽灵政治学”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难以名状、在与不在、可能与不可能的“幽灵”意象及其不再涉及共同体本质和结构的“新国际”,试图抵抗的就是知识化、对象化、观念化的政治概念,即某种政治和理论形式上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志得意满的”自由主义。其攻击的要害是它的政治形而上学霸权。可以肯定地说,德里达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认识自己的一种线索。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论象征意义的超越维度

西方美学中的象征范畴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维度是超越性。它的两个基本表现是:一者表现为主体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一者表现为对外部“实在”的把握。通过分析象征的意义结构,可以发现象征的超越性体现了象征形式与形而上学世界的关联。这种超越性的根本动力或内在机制源自人类精神生活的主动性。     

政治发展析论

政治发展研究是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可以分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两大类。二者在政治发展概念、路径、规律和趋势等方面都有各自的观点主张。深入剖析政治发展问题，科学评判各种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政治发展观，而且研究政治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