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定转化为行政合同的必要与可能

传统行政即依靠行政权力手段而为的行政,它强调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支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行政方式下,公民的意愿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表面上看,似乎会有效率,行政机关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和行政决定的执行。但如果仅仅依赖权力手段来行政势必会带来一些弊端或局限。在民主行政、福利行政的社会大背景下,急需弥补传统行政本身存在的不足,通过平等协商、合意的途径而订立的行政合同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公民参与视阈下依法行政的合意性与主导逻辑

依法行政包含了依法控制行政权力和保障与尊重公民权利的法治内蕴,意即它应体现出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存的合意性价值。然而,建立在利益个体化与垄断性权力运行框架中的依法行政主导逻辑是低效且易致违法、违意的反向效果。在参与式行政日渐彰显其必要性之情境中,依法行政需要转变主导逻辑,形成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双向并行的协同治理,将公民包括政府官员转化为利益共同体,以实现依法行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合意诉求。     

公众参与的功能及其实现条件初探

公众参与是民主行政和法治行政的必然要求,它具有保护合法权益与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权的运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和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但是,公众参与的功能的实现,必须仰赖于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足够的物质支持、充分的信息公开、广泛的结社自由和行政机关宽容与合作的心态。     

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的困境观照与治理路径

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及建设者,对互联网金融运营享有治理权力是合理自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权力来源于平台自身的设权、行业自治组织的赋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授权,因而平台权力性质也呈现"公私混合"的特征.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处于失控的状态:微观层面对平台与用户的基础法律关系形成破坏,中观层面对用户(金融消费者)群体法益造成损伤,宏观层面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冲击.对此,应当围绕公平、安全、效率价值相协调的内源性方法,行政监管权、行业自治权与平台规制权均衡的外源性方法以及完善的保障措施三方面展开,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多源治理路径.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法治视角下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任何权力需要接受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已成为基本共识。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容易异化,行政人员容易腐化,因而行政权也毫不例外的需要接受外部监督。我国《宪法》在分配国家权力的时候,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的权力。以制度构建的角度梳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状况,从而深入分析国家权力机关在实施监督权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全民监督模式",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效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步骤。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

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机制,有区域行政协议、区域性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五种。在国家与社会维度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行为法问题,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依据是宪法第15条,内容的合法性在于遵循区域平等原则,程序的合法性在于公众参与。其中,区域平等源自公民个人的平等权,既约束国家对不同区域公民的公权力行为,又约束不同区域政府机关间的行为;公众参与在区域治理中具有更丰富的特点,既是促进区域平等的途径,又是在行政内部机制失灵时推动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在国家组织系统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组织法问题。其中,区域行政指导和区域行政规划,实践了宪法和组织法上规定的领导,蕴含着领导事项、领导方式和领导区域等要素。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人大的作用应在各方支持下按照政府治理的要求予以加强,以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民意基础。各地开发区管委会的设立并非都具合法性,其职权中不得包括行政强制措施权、冻结和拍卖权以及有关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行政区政府机关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是区域行政协议。它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和对市场主体的尊重,它对缔约主体的约束力有赖于缔约各方的诚实信用。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新时期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于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任务型乡镇"行政生态环境并未根本改变,乡镇政府拥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不对等,乡镇政府角色功能在实践中存在越位和缺位,乡镇干部有效履职和服务的动力不足等。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需要进一步理顺县乡关系、优化乡镇行政生态环境,提高乡镇政府自主能力、改变权责不对等状况,对乡镇政府角色功能进行恰当定位,完善激励机制、增强乡镇干部转变职能内驱力。     

试论行政指导及从行政法上对它的控制

一、行政指导的含义和性质行政指导,又称行政辅导,是行政管理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行政手段。中外学者或政府对行政指导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我国理论界,有人把行政指导定义为“行政机关非以权力为根据而作出的以相对人自愿行动为前提而达到行政目的的行为”;有人把行政指导理解为“行政机关为推动非统治性的业务,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非强制的手段、促使行政相对人的同意和协力,以达到行政目的的行为”。日本学者把行政指导归纳为“行政机关谋求相对人的合作并对其做工作,以此实现行政机关意图的行为”。而根据日本政府的见解,行政指导的定义是:“行政指导”不具有诸如服制国民的权利、使国民承担义务的法律强制力,行政机关在设立各自机关所依据的法律赋予的任务或管辖事务的范围内,为取得行政相对人的合作,谋求、怂恿和引导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等等。这些定义尽管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有着一致或相通的地方: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论大学治理权力的来源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组织的身份与角色是多重的。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角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大学治理过程中三种最为基本的权力,即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每一种权力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定位以及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是由大学机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大学每一种治理权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大学治理的权力类型不同,那么其产生与来源的基础也不一样。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是行政机关由法律授权并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之间既具有同构性,又具有互动性。就同构性而言,二者均是近现代宪政体制下国家权力分权与制衡的产物,均具有实现行政法治的功能,并交汇于“合法性原则”;就互动性而言,依法行政是行政诉讼的前提和基础,而行政诉讼则对依法行政起到维护和监督作用。     

行政决策的程序价值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行政决策程序的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问题时有发生。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是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程序参与性、公开性和及时终结性是行政决策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行政决策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的程序理念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制度为核心,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     

权力清单的定位不能僭越法律

在当前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中,出现了"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和"清单之外无权力"等规定和认识。此类规定和认识使权力清单的定位僭越了法律,这不仅有违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会直接导致迟延法律生效等问题。权力清单是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和第10条规定的一种具体形式,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基本功能是实现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是实现透明行政的重要举措,并不能划定权力的界限。权力清单应当明示其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时以法律为准,权力清单公开的责任主体应为相应的权力行使机关。     

行政权力试析

行政权是国家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执行性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同特定职位上的具体的人相联系,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行使不当。行政权力在行政主体内部是自上而下授予。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需要在行政首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制;同时依靠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社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予以保证。     

服务行政:理念及其基本内涵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建立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性潮流,服务行政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服务行政的理念有三:从管制到服务;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服务行政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公共部门在运行和发展中遵循"顾客至上"理念、以回应"公民"需求,实现"公民"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它具体包括五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