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二)

探讨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翻译的动机、选材和策略等方面,而文学翻译实践又反过来会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生产、强化或改革等作用.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情态视角下政治语篇翻译意识形态建构刍议

政治语篇翻译过程中的情态转换表明,情态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会对政治语篇中话语原有的权力基础和权威意识产生一定程度的弱化和模糊,同时,情态副词的适当运用又能消除这种模糊性,影响政治语篇翻译的意识形态建构。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文学翻译的浪潮,这种文学翻译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国家救亡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西方民主思想的涌动,文学翻译走进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又加上人们对国家救亡看法的改变,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步从政治小说转向言情小说的翻译。近代文学翻译反映了国家救亡方式的改变,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觉参加国家救亡的体现。     

论施蛰存建国初期的文学翻译

施蛰存在建国初期翻译的东欧诸国小说,以行云流水的清新文字,情节生动而温情涌动的故事内容将读者带进艺术世界,这些译作除了渗透出原作者的风格与风采之外,也有着浓郁的施蛰存小说创作的特色——善于以简练笔触勾勒自然风景,以精微眼光打量人物心灵.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文学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作为一种商品性的意识形态,文学消费主义的出现曾经促进了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但商品化及其价值观念的过度膨胀又使得它变成了一种庸俗化与消极性的意识形态。为重构文学的积极公共价值功能与文化身份,必须对其文化消费的物化逻辑、文学生产的工业化形态、伦理道德的娱乐化旨归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与清理。     

意识形态与翻译风格的关联性——以Harriet de Onís译作为例

Harriet de Onís是20世纪中叶一些主要拉丁美洲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的主要译者。通过分析其译作词句可看出译者的显著文化特征如何反映作为信念和世界观的深层意识形态。反映在目的文本中的译者之词汇激发和这样的深层意识形态是由译者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熏陶所构建的。有些词汇激发似乎相当温和(如属于一般归化策略的音韵头韵模式),而另一些,如宗教词汇和对敏感话题(极端主义倾向和先进社会)的直白评价,则更险恶。可运用翻译文体学来揭示翻译的此类转换。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论文学翻译中的厚翻译现象—以英译《红楼梦》为例

文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比为例,论述了厚翻译是中国文学英译中的必然且必要的现象。同时厚翻译也有局限性,必须恰当地运用厚翻译策略再现源语文化,并照顾译作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才能充分发挥厚翻译的优势,促进文学翻译的成功。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盼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以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为视角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称为实践哲学。他在《狱中札记》中详细阐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认为实践哲学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上,更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灌输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