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功能领域,政策制定的结束就是政策实施的开端,政策实施则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制度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严重政治化、扭曲化和混乱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实施绩效,偏离了刑事政策目标,而且带来了刑事政策实施的认同危机。而要重构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模式,正确处理政策实施中的利益关系、重视政策实施的社会资本培育和以绩效评估引领刑事政策实施则必不可少。     

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     

“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基本问题阐释

国家针对腐败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为防止出现偏差,应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轻重缓急、协调运行。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零容忍”不应定位于刑事定罪层面,将其定位于党纪政纪层面较为科学。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属于具体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亦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冲突、背离与超越:“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刑事法学界并没有呈现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识趋同.相反,基于国家对其在规范和解释上的沉默,至今不但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且分歧似有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以求超越现有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知,找到“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孔子“三案”辩证

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愚民”政策、“中庸”之道的贬义性几乎成为历史定案。通过考证,阐明孔子并没有把“女子”与“小人”等同之义,“愚民”政策也非孔子的本义,“中庸”不是指“不求上进”和“无社会责任感”,从而还孔子以真面目。     

我国“反黑”刑事立法反思

为了配合目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或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完善相关的“反黑”刑事立法制度是关键,本文分析了“反黑”立法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的建议,以期达到惩治之目的。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不抵触原则

不抵触原则作为刑事政策实施的基本规则,并非主观臆想,因其明确了立法与司法不得违背一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理念与规则,否则应属无效立法或司法,因而有利于增加刑事政策实施的信度、提高刑事政策实施的效度以及降低刑事政策实施的难度。也因此,应把是否抵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检验刑事立法的标准,应在刑事司法中融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与理念,并且把不抵触原则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绩效评估的黄金准则。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方法

针对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廓清刑事政策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厘定刑事政策学与其它相关学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刑事政策在方法上要依靠综合治理、注重人文关怀、强调国家责任,并希求引起刑法学方法论的更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