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的沙陀汉化

沙陀是我国古代西域民族中的重要一支。唐宪宗元和（８０６～８２０）年间，迁居内地，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连建三朝———后唐、后晋、后汉和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北汉。五代十国以后，再也看不到沙陀人所建立的政权。作为一个古民族，沙陀人迅速汉化。本文试就沙...     

沙陀汉化之过程

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后裔。沙陀的汉化经历了内迁前与汉文化的初步接触,内迁初期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及建立政权后全盘汉化三个过程。沙陀的汉化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民族性格更加多元。     

唐末五代的山西

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个时期是:春秋中晚期的晋楚争霸时期、十六国北朝时期、唐末五代时期。从九○七年朱全忠称帝建立梁朝到九六○年后周灭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五个小朝廷,伴随着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军阀间的混战不断发生,各地割据势力倏起倏灭。五个小朝廷除后唐建都于洛阳外,其余都建都于开封,其中有三个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     

沙陀名号考实

沙陀因居地有沙漠而得名,因受唐廷重用而发展壮大并入主中原。沙陀这个来自西域的部族最终融合于汉族,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     

略论幽州人才向后唐的转移

五代后唐政权一度统一北方、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庄、明二宗时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其他藩镇流入的人才的贡献密不可分,而幽州就是这类人才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论(王祭)微与仲云

一、问题的提出《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社科版)发表了郭锋同志《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的族属诸问题》。郭文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仲云的族属以为五代高居诲《使于阗记》记为小月氏遗种,实不可信,近人黄文弼提出系突厥沙陀别部亦不能成立,因为仲云处罗布泊地区,与小月氏、沙陀地望皆不合;(二),仲云既与沙州有往     

试析五代晋王李存勖灭后梁的条件

五代初期 ,经过 15年的艰苦奋战 ,晋王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后梁军队 ,推翻了后梁政权 ,于同光元年 (92 3)建立了后唐王朝。晋王的取胜并非偶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壮大自己 ;努力摆脱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 ;严明的军纪 ;身先士卒的模范作风 ;爱惜将领 ,招纳贤才以及拥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并赢得了民心等 ,是晋王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条件     

跋《李南哥墓誌》

<正>1988年,在《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一文中,我曾经辨析过青海民和李土司《李氏宗谱》中关于李土司家族源于沙陀族李克用的记载,否定的理由之一是:“李土司发迹西土,封土司民是在明     

佉沙国地望及交通初探

本文援引佛教文献和汉文史籍,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对佉沙国的地望作了初步探讨。佉沙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佛教胜地,是佛教传播道路上的重要一站,其地当在今巴基斯坦吉拉斯一带。这里也是从中国新疆通往犍陀罗地区和克什米尔谷地的道路上的重要节点,是古老的罽宾道和陀历道的交会之处。本文对相关交通路线也作了介绍。     

民勤连城

连城位于民勤县泉山镇政府驻地西北约25华里处。地处小井子滩西端，马湖东端。边城系正方形，因东西两城相连，故名“连城”。关于这座城的来历，史书语焉不详，只有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沙陀车搬兵李晋王”故事。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唐代西受降城、天德军的置废和建制沿革考述

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唐朝在河套地区先后修建了西受降城和天德军等两座军事城镇。两城设立之初,在唐朝的北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受降城建成后不久即因水患而遭废弃并在旧址以东另筑新城,天德军也因在安史之乱中遭到破坏而一度被废弃并移至西受降城。后来设立天德镇专门负责河套西部地区的防务,其辖区几经变化,最后领有天德...     

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

公元698年,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靺鞨族联合其他民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广大地区建立政权。713年唐遣使崔忻对其册封,第二年崔忻返程路过旅顺,凿井刻石,即唐鸿胪井刻石。通过这次册封,该政权被正式定名为渤海,定位为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州和都督府,从此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开始了全面发展。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时日曷丧"浅议

夏代日神是一个降灾致祸的恶神,夏桀的暴政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可能曾经编写了很多歌谣抒发对夏桀的怨恨之情,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尚书·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其中传播较广的一句,后来这些歌谣被商汤所利用、转述,成为其伐桀的一个借口.一个本来非常明确的问题被后人复杂化了.     

元代财赋运转机构——转运司的变迁

转运司设置于五代时期。其主管官吏称转运使,始见于唐。转运司的权力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兼管民事、司法、监察、财政及军事等职。至元代,转运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只负责财政事务,如催征赋税、办理上供、转输物资等。目前史学界对宋代转运司的研究颇多,而对元代转运司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此时正是转运司变迁的关健时期,通过考证元世祖朝转运司的沿革过程,可以探究出元初转运司不能稳定确立并从此走向衰落的原因。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