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与社会:当代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新解读

本文梳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并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对新中国国家构建历史作一个宏观勾画,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由国家一体化向理性化、民主化,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由控制型政府向调控型政府、治理型政府,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和谐型社会演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趋势。     

经济转型国家税制改革的回顾与启示

经济转型国家的税制改革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建立新的税制体系,需要重新认识税收职能、税制结构模式选择、确定适度的税收负担和兼顾社会公平;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要借鉴经济转型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简化税制,降低纳税成本;鼓励纳税人自愿遵从行为和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     

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以税收观念演进为线索

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下,国家形态的变迁与财税法的发展呈现出交相辉映的互动态势.从静态的角度看,财税法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表现出不同特征;从动态的角度看,在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财税理论与制度的变革又往往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转型的重要推手和先声.在封建国家中,税法几未产生,税收只是供养王室的“君主私财”.伴随着征税权的争夺,民主国家方得确立,税收也因私权兴起而被视为“公法之债”,税法则主要表现为消极的控权法.在夜警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中,税收观念在范围上延展至用税,立场也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财税法成为理财治国之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税收应当被理解为“公共财产”,由此建构起合作、互动的新型财税文化.     

财政预算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评述

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很多是从税收法定、公共预算开始的,但中国预算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印证这一点。财政社会学者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向世人阐释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对于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但后起国家的发展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现代意义的财政预算制度才是可行的。我国学者目前在财政预算与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关系维度上均展开了研究,其成绩与困惑值得我们深刻总结与反思。     

“预算国家”与“政府再造”——基于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的分析视角

“预算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之核心议题,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现代国家成长理路,集中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财重心以及治理重心的转移：从以收入领域为中心转移到以支出领域为中心。这一转型不仅从根本上重构了国家财政的收支管理,而且从整体上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标志着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的变化和施政理念的发展,而“政府再造”则是这一转型之逻辑起点与现实旨归。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为脉络,以现代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为轨迹,论述了民主政治是构成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中国社会至今仍面临着现代国家的解构(去全能化国家)和建构(界定国家职能范围)的双重任务.界定政府职能,区分公私领域及第三领域(生活领域),构建市民社会自治,还权于民,这是中国政治未来的基本走向,这些现代国家理念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清季是中国社会从帝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众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本文以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的国籍问题为中心 ,重点讨论清朝朝野对荷兰 190 7年出台的《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的反应 ,通过揭示国籍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种种表现 ,来分析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 ,不同群体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及困境的根源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之我见

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中国社会正在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种变革应从摒弃人治、走向法治做起,从而实现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     

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再审视——基于国际视角的国家嬗变

国家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国家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国家属性和职能发生了拓展与革新，国家的国际属性进一步彰显，国际层面的职能需求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既有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职能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影响和改变，单向决定与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逐渐被打破。国家维度与世界维度截然不同的考量和关切成为国家向世界迈进的现实困境和巨大难题，如何实现国家职能在社会—国家—世界维度的连贯对接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这一过程的实现既需要运用从社会汲取资源的国家权力，又需要向全球实现资源转化的国家能力。这既是国家走向世界的关键考验，同时也是理论研究中国家视野向国际视野转变的重要过渡。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探析

国家构建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构建理论进行梳理,依据国家构建理论和中国自身的国家历史和制度逻辑,将国家官僚体制、国家能力、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成长这四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通过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成就的描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路径作尝试性探讨.     

制约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公务员制度是大工业的产物,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表明,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演变过程。制约中国全面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因素主要有：二元体制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中国仍保留着诸多前现代社会的因素;经济秩序制度创新的利益刚性：极“左”的政治思潮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等等。     

国家·阶级·和谐社会——重读马克思国家学说

重读马克思,可以看到,与列宁国家学说不同,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深层次本质是新社会观.马克思以充分认识到社会决定国家作为起点,而在终点上通过主张国家将会消亡,他最终推崇的是社会的本源意义.对于马克思来说,终点意义上的社会有别于最初决定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它以实现了无冲突的和谐社会作为重要特征,这也是他之所以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目标的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社会创新:公民社会转型与国家孵化原则

在语义上,社会创新即关于社会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而在语用上,社会创新则指人们通过创造性手段实现和完成对社会系统与社会运行的改进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创新的本质是公民社会的转型;其关键是国家如何坚持"国家释放"的理念,在"国家孵化"的框架下采取创造性手段实现这一转型."国家孵化"的基本内容是:国家作为实施主体,要为私人领域、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建立基本的物质和政策平台,提供必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