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分析

通过标准消费人这一综合指标和我国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消费函数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别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而趋缓。因此,为了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产生的影响,特此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建设。     

人口年龄结构演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以1993—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来建立消费函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借助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联度。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趋势会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且不同年龄组对不同消费项目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一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各类经济因素对其变动的影响效果亦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通过利用我国需求、供给和货币方面因素的代表变量构建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与物价之间关联性较弱,需求和货币方面因素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供给层面因素对物价的影响较大,因而我国近年来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主要来自于供给方面的推动。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1910—1936)

通过重新整理近代中国消费统计资料, 并根据经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 对近代中国的居民消 费进行经济学逻辑和实证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依序受到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 消费品价格、 滞后 一期的消费惯性和政府消费五个方面影响。 其中, 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和滞后一期的消费惯性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应地同向变动 1. 64%、 1. 22%和 0. 11%; 价格和政府消费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 应地反向变动 0. 16%和 0. 11%。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 在总人口没有大的波动的条件下, 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是一国居民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系统GMM的检验

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1991-2001年台湾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动

利用台湾地区相关人口数据,描述和分析了1991—2001年这11年间台湾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分析分成三个方面:以5岁组距划分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变化;国际通用人口年龄分类标准和桑德巴(sundbang)人口年龄分类标准下人口类型的变动;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过分析,描述了跨世纪台湾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轨迹,并归纳出其变化的趋势。     

年龄结构变迁、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以及转轨时期的中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作用。基于1995-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确实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变动关系;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效应及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大小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我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使用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状况及特点,并对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高龄化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高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最终应取决于其对所有商品消费影响的综合效应,但不利于资本形成与出口贸易。建议:及时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人口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人力资本;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龄化——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城人口迁移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远大于老年人口,我国乡-城人口迁移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流动。乡-城人口迁移会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老龄化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其影响既包括农村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也包括农村青壮年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而产生的影响。那么,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则是揭示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老龄化演进机理的一个重要视角。     

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市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灰色关联分析

贵阳市人口老龄化逐年加剧,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对贵阳市居民消费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文章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计算贵阳市2004年到2011年各年龄段人口数与各项消费品消费量之间的关联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本文对计算的结果做简单浅显的分析,为更好地应对贵阳市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与展望

本文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作了科学的预测、探讨。     

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为探究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分析湖南省历年人口结构变动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就人口结构指标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口文化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人口结构因素,其中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浅析房价上涨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

人口因素是影响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因素对房价上升所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需求层面上.从住房需求的角度,对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考量,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住房需求进而推高房价的.其中,人口规模直接影响需求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住房需求;流动人口增加也使得地城市住房需求进一步上升.这些因素致使房地产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推动房价的大幅上涨.     

基于广义人口结构视角下住房需求的研究进展

从人口结构的广义视角回顾其对住房需求影响的研究进展,国外的研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深度上都领先于国内,国内的研究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还需加强。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年龄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对住房需求数量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对住房结构的影响。因此,未来应加强人口结构中其他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并且拓展人口结构对住房结构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九十年代的消费

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口的状况是制定九十年代消费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略去人口总量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不谈,本文将重点对与今后十年消费发展战略选择有关的人口结构变动(包括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与人口有关的就业问题)作一些分析。     

四川人口结构变动对市场的影响

本文从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文化程度及人口城市化三方面论述全省人口结构变动对市场的影响.应树立人口是市场需求主体的观念,积极发展老年用品市场和老年服务产业,谨慎对待少儿用品市场、开发生产适合城乡居民使用的耐用消费品.     

美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在不断变动,需求结构层次逐步上升。在未来十年中,美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将呈现新的变动特征,这种变动对中国扩大对美日消费品的出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以来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比价格和可比货币比较了居民消费和储蓄增长的态势,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的变动特点,指出我国改革以来存在着居民储蓄增长和储蓄倾向上升过快的问题.从居民储蓄与消费变动的内在机制可以看到,居民储蓄倾向过高既有统计方面的原因,也有国民经济变动的内在原因,但与非自愿储蓄或强制性储蓄无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居民消费与储蓄变动关系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通过宏观政策和体制改革来推动这种变动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