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货运稽查处述论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全面侵华,我国沿海沿江海关相继沦陷,海关的征税与缉私职能遭受严重摧残,日伪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为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强化国统区缉私力量以及增裕国统区财政税收,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组建战区货运稽查处以补海关力量之不及,为国民政府苦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抗战初期中苏易货借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易货借款,支持中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本文考察三次易货借款发生的时代背景、款项的支用情形及中国政府的偿债安排与努力,认为:苏联提供的易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弥足珍贵;中国抗战之初外交困顿局面的改观以及战时国际强国地位的逐渐取得,借款功不可没。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货运管理局述论

抗战进入中后期,在日伪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重打击下,国统区军需民用物资供应遭遇极大的困难。为加强对敌经济作战,1943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战时货运管理局,抢购抢运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积极开展查缉走私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国民政府苦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援华抑日：抗战期间英国工会对华态度及其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起的大规模支援中国和对抗日本的行动是国际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工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经历了从精神支持和军事中立到积极援华的转变过程。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英国工会逐渐扭转了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并确立了“援华抑日”的行动策略。英国工会通过持续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积极发起物资援华和抵制日货运动,并推动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援华抑日”策略的推行,彰显了工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中国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工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促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实施管制 ,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 ,补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并对大后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在执行中存在一些偏颇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随之取消。     

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请愿代表活动述论

1936年6月至全面抗战爆发,高玉柱、喻杰才分别以西南夷苗土司代表和民众代表的身份赴南京请愿,但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全面抗战爆发后,高等看准争取夷苗民族平等地位的最好时机已到,更加卖力地积极奔走。然而,鉴于民族界限的存在会造成及扩大中华民族的分化,国民政府此时积极推进国族整合,否定了构成中华民族之族类的民族身份,所谓民族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不过,为了避免高等走极端,同时也是出于抗战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以予安抚。但是,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平等诉求与国民政府的国族整合及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国民政府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美国对中国作用的重视,这些因素使中国取得了大国的地位。尽管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其局限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积极意义。即使取得了大国地位,也并不表明在大国关系中就能够获得平等地位。在世界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平等的大国。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源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而这一无形的精神因素又是最不稳定最易消失的。中国内部本身两个政权、两个军队、两个战场的存在就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只有如此认识中国的大国地位,方可解释中国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大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国际体系力量的分配、对比以及大国关系的战略态势是一个国家判断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而判定一项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即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否限定在国家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是否维护了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长期利益。从二战后的总体形势来看,中国奉行的"一边倒"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     

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外交战略新思路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做了精辟有力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外交部分的阐述,准确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这勾画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蓝图,为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报告中还包含了诸多新提法,如反复强调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和平与发展;强调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及其自觉自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新理念;加强公共的人文外交等,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论"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

北约干涉南联盟后,"新干涉主义"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其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构成冲击,阻碍中国实现国际战略目标,干扰中国处理内部事务和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     

张荫棠外交思想探论——以1906-1908年间张荫棠的涉外言行考察

张荫棠被称为外交良才。1906-1908年间,张荫棠任西藏地方重要职务并参与了对英的外交谈判,这使他对当时中国西藏的涉外形势有相当深切的感受,并形成自己的一些外交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时局观、主权、外交理念与方法等方面。张荫棠的外交思想及实践,基于当时中国国力,具有现实主义的趋向。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缓和与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

缓和是冷战时期的特定阶段,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影响了双方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及解决中东危机的进程。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既与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推动有关,也离不开埃及对缓和的追求。美苏缓和虽缓解了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美苏对缓和的追求漠视了埃及的缓和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对被占领土的诉求,这成为促发战争爆发的外源性因素。美苏缓和对阿以僵局的维持,埃及缓和外交的失败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使萨达特放弃了外交努力而发动了斋月战争。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评析

冷战结束后 ,日本推行的是一条没有“普通国家”的“普通国家”路线。相对于军事大国化仅仅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象而言 ,自主性和大国化构成了“普通国家”的真实内涵。日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多种实践 ,说明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才能避免战略应对上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