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论诗人丁芒的文学贡献

或许可以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丁芒迄今为止的诗学与文学事业。所谓“两栖”即丁芒自己“自嘲”和总结过的“两栖诗人”：兼写新诗和旧诗两种诗体。他发蒙于旧诗,成就于新诗,复又回归于旧诗,同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倡导着新诗与旧诗的融合。所谓“三擅”,盖指丁芒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书法艺术三方面的擅长及其佳绩。所谓“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青少年。丁芒还是一位始终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诗人,生命的感兴及其诗性表现常使得他的诗情超越时代的限制而通向久远,他早期战争年代写的诗及1983年写出《生命钟》后的诗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写的怨刺之诗说明了芒回复自我生命感兴以后才使得他的诗词重新获得了个我的灵魂。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地域学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诗歌

每个诗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深烙上较为鲜明的地理学印迹,那种特定的地域意识和地域特性也将在他们的诗行之间不时悄然地流溢出来。这种诗学特征在当代许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找到验证。论文以潘维、陈先发、雷平阳为例,揭示他们的诗歌分别与"江南"、"桐城"和"云南"等地域的精神联系,以期从新的视角上对新世纪诗歌进行阐发。     

经验的根本——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谈“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区别

"新学诗"和"新派诗"都是中国诗歌呼应时代的变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在近代进行变革所产生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态度观念上对外来文化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之时能否将外在的材料化为诗歌内在的血肉.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和比较,读者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转化在"激变"的外表下其实内含了某种更为本质的"渐变"轨迹.由"渐变"而"激变",量的积累而终至质的变化,这是既有的事实,同时也是汉语诗歌在近现代演化的规律.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网络体诗:四大"症候"剖析

网络诗歌大大宏扬艺术的游戏本质,推进诗歌的自由民主,大大释放艺术的生产力、创造力,为日渐窘迫的平媒诗找到一个新平台,但不可否认,网络上更多的游戏冲动,代替了审美动机,这使得一次性消费,瞬间快乐 的感官效果,掩盖了深度的精神追求.游戏性、泛诗化、语词变造、灌水技术,是当下网络体诗四大"症候".它鲜明地体现着网络诗的诗学特征.其中某些新质素和合理性将给新诗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但其负面同时瓦解着新诗的健康生长.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二)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 ,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 ,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 ,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 ,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 ,“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新诗贯宇宙--"文章四友"近体诗的体制建设与推普之功

初唐诗人"文章四友"准确地把握了其时诗歌形式格律化的倾向,因此,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关于格律创制方面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势、文化背景下,"文章四友"以其在文坛上的优越地位,在近体诗的普及进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