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农民工的生活与消费——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2006年,兰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为830元;月平均消费总额约占总收入的66．7％,其中用于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占到全部消费额的75.3％,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额约占其总消费支出的10．1％。总体上讲,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在城市中处比较低的层次。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二元性及其返乡消费高可见性符号特征——基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的对比研究

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进行了对比,以返乡消费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构建了身份二元性、 社会融入感知、 身份重构动机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相比,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科学理性消费.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城市农民工在城乡两地社会地位的比较分析及相关探讨

我国大多数城市农民工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与其户籍所在的农村及工作所在的城市保持密切联系。分析表明,农民工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城市地区,并且这种社会地位的相对差异无论是对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还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均表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相应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和紧迫性的应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及各种面向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程。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基于人力资本因素的中介效应分析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微观影响因素及结构的五个假设,利用山东省956位农民工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梳理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人力资本因素,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通过人力资本中介变量的作用,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持久性的特殊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种制度上的缺陷,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地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工潮"和"民工荒"这两种延长转移过程、增加转移成本、损害农民利益、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非正常现象.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

In the article,we attribute the main institutional reasons for impacts o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 and analyze its content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The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will, the ability,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given by use of Logistic regressive model and investigation data.Finally a resul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becoming citizens, the vast majority of migrant workers can not be converted to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eir capacity constraints, so as soon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citizenization becomes the key to promot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furthermore,in the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in addition to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he employment system,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land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have obvious obstacles on the will, the ability 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refore,the future focus of innovation of the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 can not continue to remain in the formal aspect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bu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witch to innovation of the employment system,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land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which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benefit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such as expectations and income.     

乡城流动工人医疗保险覆盖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基于大连、上海、武汉、深圳、重庆五城市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2006年在大连、上海、武汉、深圳、重庆五城市乡城流动工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乡城流动工人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流动工人的抵抗风险能力、就业的正规化程度及组织程度对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有显著影响;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对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没有显著影响;企业特征是影响流动工人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显著因素。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与制度创新

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但基本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的状态。从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业已实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归纳为农保模式、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等。本文在对这4种模式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建议为农民工建立新的制度模式和运行体系,并创造性地设计出具有“基本结构因年龄制宜,缴费及待遇低进低出,管理方式灵活方便”特点的“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论农民工就业与城市化——基于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分析

文章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的就业与城市化。指出,城市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在用工时主要招收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导致了(1)乡村还存在大量低劳动生产率的中年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城市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2)进入中年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因而工作年限成为农民工城市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应用该模型估算出农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需的最低连续工作年限,并对农民工预期工作年限的分析与对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的估算相结合,估算出中国具备城市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