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情神韵 意致无穷

唐代,我国大量诗文创作的审美理论产生并盛行。日僧空海作为遣唐使来我国进行文化交流,随后编撰《文镜秘府论》。作品中,空海收录了王昌龄、皎然等人的诗文理论,并结合自身,探讨诗文创作规律和审美功能。空海认为这是一个由感性的意象,到触物起兴的兴象,最后到达虚实相生的意境的过程。由此,我们可窥见唐代诗歌美学理论之一斑:从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到殷?的"兴象"审美情趣,最终由王昌龄和皎然进一步揭示诗歌意境含蕴无尽的特征。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对意境理论的探讨,恰好与唐代审美意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极其相似。     

“访采真荃”的空海

千余年来,空海对日本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是日本僧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同时在哲学、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同中国交往最频繁的“遗唐使”时期.空海曾留学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思想成果,加以消化,为发展和丰富正在成长中的日本古代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往上,空海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     

空海长安求法情结探赜

空海是日本平安时期山岳佛教的创始人之一,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公元804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唐,拜青龙寺灌顶阿阇梨惠果为师,潜心学习真言秘密之教。806年回到日本,创建日本真言密宗,为密教的发展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公元9世纪前后中日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对空海入唐求法的政治及文化情结探赜索隐,得出以下结论：丰富而先进的唐文化以及堪称为东亚密教中心的唐长安是空海入唐的外在吸引力;空海对密教的极大兴趣及日本政治对密教的需求,是他一心探求密法的内在驱动力。     

中学《世界历史》复习参考题解

十五世纪前世界各地与我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如何? 答:十五世纪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与我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朝中:唐朝时候,朝鲜派许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朝鲜画家李宁在宋朝时来到中国,他的作品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1世纪中国的泥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后来中国创造了木活字,朝鲜又发明了铅活字。朝中人民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促进。②日中:从我国秦汉始,把水稻种植、青铜和铁的冶练术传入日本。从七至九世纪,日本先后派出十三、四次“遣唐使”来中国。还有留学生和僧人长住中国,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和高僧空海等。我国的高僧鉴真也东渡日本,带去佛经、佛教和建筑、雕刻艺术、     

浅析江户前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江户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规模空前,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但是该时期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明清中日交流,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该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论述该时期文化交流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和意义。     

解读美军空海一体战

作战理论源于冷战 “空海一体战”的前身是“空地一体战”理论,后者是美陆军和空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用于遏制苏联军队穿越欧洲,挺进至英吉利海峡.然而,“空地一体战”并没有应用于美苏军事对抗,而是在冷战后美国进行的局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思路也延续到了如今的“空海一体战”.     

中韩古代文化交流史特点浅析

在古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中韩文化交流占有重要地位。与中日、中越之间的文化交流相比,中韩古代文化交流有着起源早而时间长、范囤广的显著特点。本文试圈通过比较中国与韩图、日本、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分析和概括中韩古代文化交流的特征。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种探讨和研究,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九个方面:一、总论,即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综合性研究。大体包括,两千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综合研究和某一历史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综合研究两个方面。二、中日科技交流史的研究。这也包括两方面:①关于中日科学交流史的研究;②关于中日生产技术交流史的研究。三、中日文学艺术交流史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史,中日绘画艺术交流史。四、中日语言文字交流史的研究。主要研究问题是:中日语言交     

“空海一体战”恶化亚太安全环境

今年8月2日,美国《外交杂志》刊文呼吁美国政府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要更加审慎,文章认为美国正在实施的“空海一体战”战略将会诱发东亚地区更激烈的军备竞赛,并出现不稳定的态势。     

文化外交：黎庶昌的使日之饮与中日关系

自19世纪后半叶起,中日两国开始互派驻外使节,使团人员在促进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黎庶昌曾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其间他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接连编辑了多本与之相关的宴会诗集。其使日之饮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将文化与外交相结合,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宋代对日陶瓷贸易试探

唐宋以来,在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中,陶瓷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宋代我国陶瓷外销日本以及促进这种陶瓷贸易的诸原因作出初步探讨,以期通过陶瓷贸易这一侧面．反映这一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某些情况。     

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日木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新的篇章。     

东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

佐川先生就东北亚和中国古代文化交流问题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隋唐、辽、元 ,他特别强调新石器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将是今后研究的重大课题。报告从三个方面宏观阐述了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诸多问题 ,本刊摘要发表以期与读者进行交流     

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籍东传日本列岛，悠久的历史和传播的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而且对两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方式与特点，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文镜秘府论·九意》思想性论析——以气、循环、万物有灵思想为例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平安时期高僧空海编纂的一部汉诗理论著作,《九意》是《文镜秘府论》中十分重要的一章。文章重点考察了《九意》的标题结构、内容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中日朴素哲学思想,如气、循环、万物有灵、原始神道等,旨在探究公元9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中国诗坛现代精神的发轫——晚清留日浪潮与现代留日诗人

自晚清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文化交流也不断增进。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国诗坛的现代精神,也开启了现代留日诗人异域求学之窗,异域留学体验延续了晚清留日诗人的探索路线,构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现代留日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师法日本与鼓动革新的文化诉求。通过对明治末期中日关系的梳理,可以深入系统地诠释现代留日诗人沿袭变革的时代特质,彰显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原初养料与初始形态。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